“中國的前進道路不取決于外國人的一廂情愿”
“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報道稱，中國全國人大正在討論修憲，對此，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葉夫根尼·格拉齊科夫稱，目前中國領導人面臨一系列重要任務。2021年建黨100周年前，將消除貧困，建成小康社會。對外政策上，在國際舞臺上讓中國擔當世界大國的角色。因此，中國修改憲法是有客觀原因的。
印度作家潘卡吉·米什拉7日在美國彭博新聞社撰文說，中國的前進道路不取決于外國人的一廂情愿。米什拉在文章中說，對于中國的修憲內容，有西方的聲音暗示“中國正進一步滑向威權主義”。這種說法是由于他們不了解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經驗教訓：清王朝結束后，所有的中國政權都努力鞏固中國主權，努力追求國家的財富和國力。歐洲國家并未經過中國和印度現(xiàn)在經歷的經濟發(fā)展階段。自感落后的中印兩國現(xiàn)在正在竭力趕上“歷史的贏家們”。他們吸取西方的理念和科技，甚至思想中有益的部分。但是，他們堅決走自己的政治議程和社會道路，議程和道路都取決于本國經濟和社會矛盾，而非外國人一廂情愿的說辭。所謂歷史別無選擇，只能走向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這是幼稚的異想天開。
新加坡《獨立報》8日評論稱，對主席任期限制的修改對中國是好事?？深A期性和穩(wěn)定性會給中國領導人所需的政治資本，推動亟待需要的金融和社會改革，包括穩(wěn)定銀行系統(tǒng)、進行資本分配與再分配，調整管理架構，應對不平等問題。這既對中國經濟有利，也對地區(qū)和全球經濟利好。
香港《南華早報》7日稱，修改主席任期的限制，似乎是傳遞中國領導層的決心：繼續(xù)推進反腐和經濟改革議程。既得利益者已經成為進一步改革的羈絆，權力的集中對打擊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必須的。另外，成功的經濟改革需要國家權力的運用。權力的集中可以增加經濟穩(wěn)定，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時提高經濟效率。
臺灣《經濟日報》8日社論稱，中國大陸此次要進行的改革覆蓋面之大乃史上最廣，與過往只改政府機制不同。這次改革涵蓋黨政軍、人大、政協(xié)、司法機構，以及群體組織、社會組織和事業(yè)單位，顯示這將是一場全社會的綜合改革。改革工程之艱巨實屬空前，這或許正是中共領導人下了決心，推動修憲的動因。
“讓中央權威更加鞏固，有現(xiàn)實的合理性”
香港《大公報》稱，本次修憲草案最廣為各方矚目的地方，一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載入憲法總綱，二是把國家主席任期“連續(xù)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一語刪去。任期撤限，只是為了健全黨、國、軍領導人“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和更好發(fā)揮全面領導的作用，這一修改，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干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干部終身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被定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并載入憲法總綱，從而在國家最高權力章程憲法中明確了中國共產黨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則是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千秋萬代福祉的根本大計。
“如果說1993年那次修改的意義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對經濟體制定型，那么這次修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寫入憲法總綱，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完善或者追求政治制度的定型。”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楊光斌在接受《環(huán)球時報》記者采訪時作出上述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憲法是現(xiàn)代國家的根本大法。對任何國家來講，憲法既要穩(wěn)定，同時也要與時俱進，適應新情況，這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40周年，進入到“強起來”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方面情況都比較復雜。金燦榮認為，無論是歐美，還是東亞的日本，在現(xiàn)代化的高速成長期，實際上都是處于一種“強政府”的狀態(tài)之下。反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國家，往往都是政府力量不夠強的。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學者馮鉞告訴《環(huán)球時報》，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美國憲法本身雖然幾乎未改動，但它有二十幾個修正案，差不多十年左右就要根據(jù)時代變化進行調整。我國憲法雖經歷幾次修改，但總的大原則沒有變。中國的國體、政體、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等等基本原則不變。現(xiàn)在要對憲法進行一定的修改，是為了中國快速和更好地發(fā)展。“根據(jù)時代需要，在大原則不變的情況下，作出這種調整是必然的，也是有益的。”
【環(huán)球時報駐日本、新加坡特約記者 劉華 辛斌 環(huán)球時報記者 白云怡 李司坤 郭媛丹 余鵬飛 柳玉鵬】
原文標題:外媒報道中國兩會熱議修憲 肯定中國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
原文網址：http://lianghui.huanqiu.com/2018/exclusive/2018-03/11652068.html?qq-pf-to=pcqq.c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