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覺得沒有人關心，是一種很恐怖的情感體驗。甚至覺得世界很冷漠，沒人愛我。”26歲的艾琳記得，她讀小學時，期末考試結(jié)束的當晚，客運站就會迎來高峰，因為很多小孩從那天起會被父母帶去大城市過假期，她是其中之一。

　　她在祖父母家長大。小時候她嘗試過自殺，用頭撞墻，撞了多次后因為太疼沒有繼續(xù)；她試過離家出走，最終覺得自己沒能力生存，又“灰溜溜”跑回家；她還常跑到同學家里一連幾天不回，也不給祖父母打電話。

　　她痛苦的根源之一是廣東老家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她清楚記得，有一年暑假，媽媽跟鄰居打麻將時突然說了一句，“養(yǎng)女兒有什么用啊，都是送給別人家”。父母把她的哥哥弟弟都送到城里讀書，唯獨把她留在鎮(zhèn)上的學校。

　　“有一段時間是為恨而不是愛去讀書的。”她說，自己讀高二開始發(fā)奮讀書，就是希望能“擺脫現(xiàn)有的家庭環(huán)境”。

　　她的祖父母家同時寄養(yǎng)著幾個男孩。男孩的鞋帶開了，祖父母會幫他們系好，但沒人管她。同在一起吃飯，男孩吃肉吃面條，她只能喝白粥。她還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務。

　　2014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全國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研究”課題組開展了一項調(diào)研，共調(diào)查四至九年級留守兒童4533人，其中52.6％是女孩。

　　調(diào)查顯示，36.4％的女童在家經(jīng)常干活，比男童高9個百分點。有63.2％的留守女童要洗衣，有35.2％的要照顧弟妹，比留守男童分別高25.9和14.7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感到孤獨的留守女童為42.7％，不僅高出留守男童6.2個百分點，也高于非留守女童6.7個百分點。

　　課題組成員張旭東副研究員認為，農(nóng)村家庭中傳統(tǒng)的角色期待和性別分工模式過早地傳遞給了兒童，女童早早開始操持家務，分擔勞動負擔。這給留守女童帶來了更多的心理壓力，這種壓力與父母外出帶給她們的心理影響疊加在一起。

　　在安徽調(diào)研時，她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象，公立學校女童多，而收費較高的私立學校男童多。她猜測，這是重男輕女的體現(xiàn)。

　　“重男輕女，在我們調(diào)查的所有村子都極其嚴重。”葉敬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沒想到到今天還這么嚴重。”他的團隊在國內(nèi)不少地區(qū)調(diào)研過，從中明顯看到，這些人對未來的希望還是放在男嗣身上。

　　他說，留守女童則因性別的原因產(chǎn)生更多的勞動負擔，甚至承擔“逆向監(jiān)護”的職責。一個家庭里的男孩可以進城跟父母在一起，女孩則留在家里，洗衣做飯，幫家里干活，甚至照顧家里的老人。

　　一位匿名用戶在問答社區(qū)網(wǎng)站“知乎”上傾訴，自己7歲開始煮飯，人還沒有灶臺高，踩在板凳上踮著腳炒菜。早起煮飯喂豬洗碗后再去上學，中午回家煮飯，晚上割完豬草再煮飯，經(jīng)常沒有時間寫作業(yè)。作為一個女孩，“就像一個隱形人一樣在家里生活”，多干活，少說話。

　　雖然已經(jīng)16歲，云南女孩陳娟的個頭只相當于城里10歲的女孩。她剛上小學六年級。因為她有一個小兩歲的妹妹，家里人就讓她“等”著妹妹一起上學，也為了能幫家里多干幾年活兒。

　　從懂事起，陳娟便承擔了家務活，她要揀柴、為祖父母做早飯、照顧弟弟妹妹。放學回來后要照顧弟弟。弟弟妹妹一旦生病，她就沒法去上學。

　　甘肅的王運好則比同齡人早兩年上學，當時她的父母急著外出打工，為了不給家里的老人增添麻煩，父母托關系把未滿學齡的她送進了學校。

　　同學們從沒見過她的父母，一個淘氣的男生竟造謠說，她爸爸因為吸毒被抓到監(jiān)獄里去了。

　　多年后，王運好依然記得這件事情的沖擊。雖然班主任讓那男生當眾向她道歉，可她突然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了，開始刻意回避與父母有關的話題。

　　陳娟5歲起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她的父母不在身邊，親子溝通依靠每個月一通最長幾十分鐘的電話維系。想他們想得特別厲害時，她也會在電話里哭，媽媽總是安慰她說，過年就回去了。

　　而每到春節(jié)，父母回家，她光顧著高興，忘了想對父母吐訴的委屈，等他們走了，那些委屈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