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語文學與現(xiàn)代人文科學研究

30余年來從事蒙元史、藏學和佛學研究的學術經(jīng)歷，讓我對作為方法的語文學實踐有了切身的體會。與對“熱愛智慧”的哲學相比，我無疑更親近“熱愛言語和文本”的語文學。雖然自己的學問還達不到印藏佛教語文學所樹立的標準，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始終服膺和推崇語文學的風格和精神，亦常以語文學家自許。出于這份對語文學的信念和堅守，我自覺地將對文本的解讀和分析作為任何學術實踐的起點，久而久之，我自己的學術研究越來越不受文史哲等學科分野的限制，由此也越來越確信當代人文科學研究都應該是語文學研究。

在今日學科劃分越來越精細，跨學科研究成為一個響亮的學術口號的前提下，我們大概無法再讓人文科學重新回到那個文史哲不分家的語文學時代。盡管語文學對于人文科學的意義就如同數(shù)學對于自然科學的意義一樣，但語文學恐怕也難以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重新回到21世紀的世界一流大學中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語文學確實是“現(xiàn)代人文科學的被遺忘了的源頭”，雖然語文學不可能替代文學、歷史和哲學／宗教研究，但是，文學、歷史和哲學／宗教研究都有必要回歸語文學，因為語文學過去是，現(xiàn)在也依然還應該是現(xiàn)代人文科學最基本的學術方法。

今天，不管是中國大學中的“中國語言文學系”，還是北美大學中的“東亞語言文學系”，我們似乎都理所當然地把它們看成是從事語言和文學教學、研究的學術機構，我們習慣將literature理解為偏語言藝術的“文學”。其實，literature一詞源于拉丁文litteratura，本意指寫作、語法與學問。在西文語境中，literature更多是指作為知識載體的“文獻”，例如英文中說Tibetan Literature，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指“藏文文獻”，而不是指“西藏文學”。語文學研究的對象是語言和文獻（文本），故中文系或者東亞語文系應該就是從事語文學教學和研究的機構。

從近現(xiàn)代人文科學學術史的角度看，“語言學”和“文學研究”正是以語言和文獻為研究對象的語文學的最直接的傳人。語文學是一門帶著人文和歷史關懷來研究人類語言和文獻的準科學，它既有科學理性的一面，同時也離不開推測的維度。進入20世紀之后，語文學開始裂變?yōu)檎Z言學和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兩大各自獨立的學科，前者向更加科學的方向發(fā)展，而后者則越來越朝著人文和歷史的方向進步。隨著語言學和文學研究這兩個學科的發(fā)展和成熟，語文學便漸漸在學術體制內消失了?？墒?，語言學不斷增長的科學性和技術性，使它漸漸失去了人文性質。而文學研究則因過分強調闡釋的力量，不再給文本以應有的地位，逐漸淪為一門沒有學術聚焦點的、無所不包的人文學科，且日漸遠離科學理性，與精準、嚴密的文本語文學形成強烈的對照。這大概就是為何時不時地都會有文學界的大佬們，如保羅德曼（1919-1983）和薩義德（1935-2003）等，站出來呼吁文學研究要“回歸語文學”的重要原因。

總之，語文學是現(xiàn)代人文科學的源頭活水。在現(xiàn)代人文科學體系中，任何學科，哪怕是神學或者哲學，都必須首先是一種歷史的和語文學的研究，否則就難以被認為是一種科學的人文研究。雖然語文學的人文科學研究于形式上并非都必須采用前述印藏佛教語文學的做法，但是，它至少要求每個人文學者都必須堅守語文學的核心實踐，即要求學術研究必須從語言和文本出發(fā)，必須將文本放在它原有的語言、歷史、社會和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從而對它做出合理和正確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