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旅加學者

3月22日發(fā)表的“澳新兩國外長聯(lián)合聲明”中，澳大利亞在涉疆問題上極盡抹黑之能事，無端指責中國在新疆“限制宗教自由、大面積監(jiān)控、大規(guī)模法外拘押以及強迫勞動和強迫計劃生育，包括絕育”，聲稱掌握中國“嚴重踐踏人權的明確證據(jù)”。

且不說上述指責在很多方面悖離基本事實、甚至基本常識，所謂“明確證據(jù)”更是不知所云。澳大利亞自身的人權現(xiàn)狀劣跡斑斑，在挑剔別國前，顯然該反躬自省。

稍稍涉獵過大洋洲人文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最早在澳大利亞定居的人類，是屬于南太平洋棕色人種的塔斯馬尼亞族各部落，他們原本是這座大陸真正的主人。但如今呢？2011年澳大利亞人口普查顯示，全澳僅存669881名原住民，在澳大利亞總人口中的占比僅3%。許多歷史悠久的原住民部落、民族“成建制滅絕”，幸存者被排擠到社會邊緣。許多人只能從事勞動繁重、收入低下的工作，世代相傳的語言、風俗、民族傳統(tǒng)，也和他們所應有的尊嚴一樣，被剝奪殆盡。

他們到哪里去了？

以原本生活在澳洲最南端的大部落——塔斯馬尼亞人為例。1803年第一批踏上塔斯馬尼亞島的英國人只有1400人（囚犯、士兵和“自由殖民者”）而當時島上塔斯馬尼亞人多達數(shù)萬。登島后的殖民者大量圈占島上土地，導致原住民游獵范圍縮小，而島上袋鼠等動物也因活動地減少等原因數(shù)量大減，喪失生活依靠的原住民不得不轉而靠獵捕英國人放牧的羊只為生。殖民當局即以此為由，在1826年11月29日由殖民地總督亞瑟宣布“在合法情況下定居者（白人殖民者）可以殺死‘入侵’土著”，但并未說明何為“合法情況”。在1828年11月，他宣布“戒嚴”，并稱“殖民者有權殺死任何持有武器的土著”，而這一戒嚴竟持續(xù)3年多，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長期限的戒嚴，甚至超過了二戰(zhàn)期間。1830年10月則又劃出臭名昭著的“黑線”——用550名正規(guī)軍、738名流放犯人和912名自由殖民者組成一條線，將一大半塔斯馬尼亞土地圈入“土著人進入則格殺勿論”的保護范圍，且這條“黑線”此后不斷向南推進，其目的顯然只有一個：把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全部消滅。這場被稱作“塔斯馬尼亞黑色戰(zhàn)爭”的大屠殺持續(xù)到1834年8月，結果是上萬塔斯馬尼亞人僅剩196人，并喪失全部土地，被趕到澳洲大陸和塔斯馬尼亞島之間的弗林德斯島上，后又被迫再次遷徙。1876年，最后一位純種塔斯馬尼亞人楚格尼尼去世，遺囑將骨灰撒入恩特列卡斯托海峽，但皇家塔斯馬尼亞學會卻將其骨骸放進塔斯馬尼亞博物館展覽，她真正實現(xiàn)遺愿，已是1976年4月的事了。

什么是“限制宗教自由”？針對澳洲土著的暴行才是；什么是“大面積監(jiān)控、大規(guī)模法外拘禁”？畫出并單方面越過“黑線”，將塔斯馬尼亞人全族趕出家園才是！甚至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這就是種族滅絕，因為塔斯馬尼亞人真的就這么被滅絕了。

或許有人會辯解“這是過去的事，應該著眼現(xiàn)在”——那么我們就看看今天澳大利亞當局做的事情。

今天的澳大利亞仍在排斥和邊緣化原住民，以至原住民保留地生存狀況堪憂，犯罪率、酗酒率畸高，人均壽命遠低于該國正常水平；面對諸多難民乘船東下，前往澳大利亞“討生活”，澳大利亞當局惟恐“禍水上岸”，不惜勞民傷財、動用各種強制手段，對這些船民極盡驅逐、隔離之能事，將他們中許多人禁錮在條件惡劣的堡礁上；多年來，打著“恢復和平”旗號的澳大利亞士兵，在遙遠的阿富汗虐殺戰(zhàn)俘、甚至殺害無辜和平村民……這些“嚴重踐踏人權的明確證據(jù)”，聯(lián)合國、難民署等權威國際組織，甚至澳大利亞自己的許多口徑，都言猶在耳的。中國古話云“仁者愛人”“親親疏疏”。也就是說，真正的仁愛，是從身邊人愛起，難道澳大利亞的“仁愛”和“人道”與眾不同？

在本土爆發(fā)多起由極端原教旨分子發(fā)動的暴恐事件后，澳大利亞官方和許多輿論都曾反省和譴責所謂“穆斯林恐懼癥”。且不說這種反省和譴責是否對癥下藥，所謂“歧視穆斯林”的現(xiàn)象就發(fā)生在你們身邊，這難道不是你們自己早已承認的事實——或照你們的說法，是有“明確證據(jù)”的？

還有，近年來彌漫整個澳大利亞社會，針對華裔、亞裔留學生和移民的種族歧視、排斥、暴力層出不窮，已成社會毒瘤，事實具在，難道你們也可以視而不見？

人權是人類社會每個成員都應承認并遵守的準則，但我們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應先正己、再正人，這世界上不存在只照別人的鏡子、只量別人的尺子，同樣也不應存在只挑剔他人的“人權教師爺”。更何況，在人權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上前科累累、劣跡斑斑的澳大利亞，也實在沒這個“任教”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