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公開呼吁美國企業(yè)撤離中國，并表示，疫情后期，將會采取措施改變美國對中國過度依賴的關系。
不過，路透社最新的調查顯示，大多數在華美企并沒有因為疫情產生撤離中國的計劃。
包括蘋果在內的一些企業(yè)都表示，它們在中國以外找不到能滿足需求的生產地。
由此可看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那么，中國是如何進入全球產業(yè)鏈的？疫情之下，反全球化呼聲此起彼伏，全球供應鏈又會發(fā)生哪些變化？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些不確定的變化？
文 | 何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變量：推演中國經濟基本盤》，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1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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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怎么上船的？
2018年時，中美的貿易摩擦備受世界關注。為什么美國就是“搞不定”中國呢？這是因為，美國在挑起貿易摩擦的時候，它想象中的對手是中國，結果卻遇到了一個比中國更為強大的對手——全球供應鏈。
什么是全球供應鏈？其實就是全球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已經連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全球分工體系，形成了一個全球市場。這個鏈條不僅連成了一體，還越拉越長，把生產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串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全球供應鏈不會被貿易摩擦打斷的真正原因是，大家都已經上船了，都坐在一艘巨輪上。
那么，中國是怎么坐上這艘船的？這就要回顧一下全球供應鏈的起源。導致全球供應鏈出現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出現。
互聯(lián)網技術的出現帶來了全球分工的新形態(tài)，也就是說，這才有了船。《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過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里面寫到，互聯(lián)網技術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就像是一個推土機方陣，上來就把這個世界推平了。無論你身在哪里，是大企業(yè)還是小企業(yè)，只要能搭上全球化這趟列車，就能在全世界的舞臺上展示風采。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原來的貿易是產業(yè)間的貿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生產鞋子，美國生產飛機，我們用鞋子去換人家的飛機。后來的貿易變成了產業(yè)內的貿易，也就是說，不管是鞋子還是飛機，在生產的過程中都會有勞動力密集型的環(huán)節(jié)，這些生產環(huán)節(jié)就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國這樣勞動力相對便宜的國家，這樣一來，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就變得無窮無盡。只要先給一塊墊腳的磚頭，讓我們能夠站穩(wěn)腳跟，我們就會迅速地向產業(yè)鏈的兩端擴張。于是，中國很快就變成了“世界工廠”。
第二個是地緣政治因素。
當時，柏林墻倒塌，冷戰(zhàn)結束，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不再存在，美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是以拉攏為主。船來了還不行，還得有人給你一張船票，這是一種“邀請的發(fā)展”。最典型的“邀請的發(fā)展”是冷戰(zhàn)時期的“亞洲四小龍”，也就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地區(qū)、香港地區(qū)。“亞洲四小龍”為什么在那個時期能夠發(fā)展得最快呢？一個原因是美國給它們發(fā)了邀請券。美國的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要是美國邀請你去他們那里賣東西，你當然更容易發(fā)財。“亞洲四小龍”的確很勤奮、很努力，但沒有這張入場券，恐怕再努力也沒用。當然，話又說回來，接到了邀請券就一定能發(fā)展嗎？不一定，當時，菲律賓手上也有這樣一張邀請券，可是菲律賓就沒有發(fā)展起來。
那么有沒有沒收到邀請券，但一樣實現了經濟發(fā)展的國家呢？似乎很難找到。中東有些國家挖到了油田，一下子發(fā)財了?？墒?，我們能說它們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嗎？恐怕不好這么說。畢竟，不是每個人家里都有礦，要是家里沒礦，又想發(fā)展，第一桶金很可能是要在海外市場賺到的，這就是美國市場對發(fā)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你能出口什么到美國不重要，美國從你這里進口什么、進口多少才重要。
中國的情況更特殊，不僅僅想獲得進入美國市場的邀請券，還想要登上全球經濟這艘巨輪的船票。而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想要上船，是繞不過美國這一關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時候就是加入WTO之后那幾年，而在入世談判的時候，中國談得最為辛苦、付出代價最大的也莫過于跟美國的談判。
第三個是美國制造業(yè)的空心化。
上了船，并不意味著就能實現經濟騰飛，畢竟，能夠上船的乘客很多，有的坐一等艙，有的坐二等艙，有的只能到甲板下面坐三等艙。美國制造業(yè)的空心化意味著把自己的船艙讓了出來，中國有了升艙的機會。
細說起來，美國制造業(yè)空心化的趨勢始于20世紀80年代經濟自由主義的興起。經濟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了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所以在英國有撒切爾主義，在美國有里根革命。這種思潮也給企業(yè)的管理帶來了沖擊，經濟自由主義告訴企業(yè)家們，企業(yè)的目標就是讓股東利益最大化?？墒?，員工的利益、供應商的利益、消費者的利益、社區(qū)的利益呢？對不起，那都得靠邊站了。
這其實是在用做金融的思路做企業(yè)——如果想讓股東利益最大化，制造業(yè)企業(yè)就得剝離“非核心資產”。說白了，就是把能賣的都賣掉，把能外包的都外包，這樣一來企業(yè)就變得“輕資產”了。同樣還是賺這么多錢，但用的資產少了，財務報表就好看多了，公司的股票價格就會漲，股東們當然高興了。
舉個例子，當年被商界奉為神明的通用電氣（GE）CEO杰克·韋爾奇就是這么干的。從1981年到2001年，韋爾奇擔任GE的CEO，一方面出售跟制造業(yè)相關的業(yè)務——小型家電、半導體、移動通信等都賣了，另一方面積極收購金融公司。事實上，韋爾奇已經把GE變身為一家金融企業(yè)了。當時，大家都說韋爾奇是個傳奇，后來才醒悟過來：偉創(chuàng)力、捷普、臺積電、廣達、富士康，都是在這個時候興起的。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美國的制造業(yè)外流了。1960年，美國的制造業(yè)達到巔峰，29%的美國就業(yè)者受雇于制造業(yè)，如今只雇用了10%的美國就業(yè)者。最重要的是，制造業(yè)空心化損害了美國的技術創(chuàng)新。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來自其創(chuàng)新能力，而創(chuàng)新是在實踐中踩出來的一條路。
大部分創(chuàng)新都跟生產有關。從創(chuàng)新到生產，大概要經歷實驗室研發(fā)、原型機、小規(guī)模量產和大規(guī)模量產4個步驟。實驗室研發(fā)是把道理想清楚，原型機是把想清楚的道理變成一個看得見的實物，小規(guī)模量產是測試一下這東西能不能被造出來，大規(guī)模量產才是要見真章，要經受市場的考驗。由于美國的大企業(yè)熱衷于剝離自己的核心資產、兼并收購別人的資產，天天玩“乾坤大挪移”的游戲，最后，雖然美國企業(yè)在研發(fā)方面還有優(yōu)勢，但缺乏了制造商，美國的發(fā)明創(chuàng)新很難在本國實現大規(guī)模量產。
美國自己的失策導致制造業(yè)流出美國，而中國借著這個機會，實現了制造業(yè)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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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力
了解了全球供應鏈如何生成后，中國所處的地位如何？
我們知道，有的行業(yè)技術水平高，有的行業(yè)技術水平低，比如，造飛機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術水平更高。但手機和手表，飛機和火箭，誰的技術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業(yè)的技術水平，其實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過迂回的方法，找到“代理變量”。
哈佛大學有三位經濟學家，分別是豪斯曼、黃和羅德里克，他們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為產品技術水平的代理變量？
雖然很難說清楚產品的技術水平，但我們比較容易看出來哪個國家更先進，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離十。我們旅游時在大街上走一走，大體就能判斷出來這個國家或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比如，馬來西亞的人均GDP比泰國略高，而班加羅爾的人均GDP不如成都。
受到這種思路的啟發(fā)，三人提出：高收入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所以如果一種產品的世界出口份額更多是由高收入國家貢獻的，那就有理由認為這種產品的技術含量更高。必須說明的是，這種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對于單個產品而言，或者只做兩種產品之間的比較，很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將這種方法用于更多的產品上，那么即使少數產品之間的比較存在偏差，從整體來看，收入水平與產品技術水平的排序也應該是大致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用收入水平觀察產品技術水平就有其合理性，這也是當前學術界廣泛應用該方法的主要原因。
我們一共觀察了163個樣本國家，考察的時間跨度為2000年到2017年。
第一步是用貿易數據和人均GDP數據計算出產品的技術密集度。我們一共考察了5057種產品。然后，我們又將5057種產品按照技術密集度從低到高排序，分為4組。也就是說，排名最低的25%的產品組記為第一類產品，即技術密集度最低的產品。第二類產品是技術水平中下等的，第三類產品是技術水平中上等的，第四類產品是技術密集度最高的。
中國出口的都是哪一類產品呢？如果觀察從2000年到2017年中國4類產品的出口占比變化趨勢，我們會發(fā)現其重要性依次是“三二四一”：第三類產品是當前的出口主力，占中國出口總額的38%；其次是第二類和第四類，目前分別占25%和24%；第一類產品的占比已經很低，僅僅徘徊在10%左右。我們還能看到，第三類和第四類產品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提升最明顯，每類產品都有8%左右的提升；第二類產品占比相對穩(wěn)定，2010年以來略有下降；第一類產品占比顯著下降，從2000年超過25%的份額下降到10%左右，且這一過程主要發(fā)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
中國出口的各類產品，在全球市場上各占多大比例呢？第二、第三、第四類產品占比在2000年到2015年間一直穩(wěn)步提升，2015年之后趨于穩(wěn)定。這一趨勢與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變化趨勢保持一致。2015年，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達到歷史最高值——13.8%。第一類產品在2000年到2008年間占比有所增加，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穩(wěn)定。這說明，2000年至今，中國出口結構在優(yōu)化，國際競爭力在增強，同時，這種結構優(yōu)化并不必然導致低端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一個基本的證據是第一類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出口占比沒有出現顯著的下降，而是依然相當穩(wěn)定。中國低端制造品的出口比例下降早在2008年前后就已經出現，這說明大約在那個時間點，中國就已經初步完成了出口結構的優(yōu)化。第一類產品在全球市場上已經沒有更多的擴張空間了，未來中國第一類產品的出口很可能還會維持在現有的水平。
第二步，我們要看看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關系。
最近幾年，“金磚國家”（BRICS）、“展望國家”（VISTA）等概念相繼提出，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也被普遍看好。參考這些概念，我們從新興經濟體中選了10個代表性的國家，分別是：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泰國、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我們稱之為“EM10國”（EM是Emerging Market的簡稱），也就是新興市場10國。
我們將EM10國的第二類和第三類產品的出口規(guī)模加總，然后跟中國同類產品的出口規(guī)模進行對比。結果發(fā)現，在2005年之前，中國第二類產品的出口規(guī)模一直低于EM10國，隨后開始增長，并最終超過EM10國的總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2015年之前，EM10國第三類產品的出口規(guī)模之和高于中國，但隨后被中國超越，中國至今仍處于領先地位。也就是說，中國在第二類和第三類產品的出口上具有規(guī)模優(yōu)勢，即使我們把EM10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它們也很難在可預見的未來替代中國。
那么，中國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還有多大？
我們也觀察了OECD國家在4類產品方面的出口結構。OECD就是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由36個發(fā)達國家組成的國際經濟組織，加入OECD一般會被認為是加入了發(fā)達國家俱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