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名校論”與變味的教育

　　對于自己的學校被稱為“精英學校”，金榮仁和金希珍都沒有否認。“我認為這是真的，因為我的許多朋友的家庭真的是‘精英’。你花的錢越多，接受的教育就越好。”金榮仁說。

　　金希珍高中時每年學費需400萬韓元（約2.4萬人民幣），而普通公立高中僅為80萬韓元（約5000人民幣），差距達五倍之多。

　　不過，金希珍自己的家境并不富裕，家中還有兩個妹妹，全職工作的父母為了支持她讀私立高中承受了很大的經濟壓力。

　　盡管如此，韓國的許多父母仍愿意不惜一切代價把孩子送進數量有限但往往有著更高的頂尖大學錄取率的精英中學。因為在韓國，考取一所知名大學的意義被看得極高，被認為是會影響一個人從就業(yè)到結婚幾乎所有人生大事的關鍵。

　　據韓國政府統(tǒng)計，截至2019年4月，韓國私立高中數量僅為79所，約有4％的高中生就讀于這些學校。相比之下，在另外1555所公立學校中，有110萬學生就讀。然而據《中央日報》10月報道，首爾大學2019年入學的新生中超過四成畢業(yè)于精英高中。

　　在此背景下，韓國精英高中的入學申請人數每年持續(xù)增加、入學越來越難。層層施壓下，韓國學生的升學壓力不斷前置，通常要從小學就開始準備起來。

　　因而，在“唯名校論”的指引下，教育考學道路上的“戰(zhàn)斗”往往早在每個人出生后不久就已打響。

韓國高考前夕為孩子祈福的家長

　　而事實上，在韓國現代教育史上，私立學校出現的時間并不長。

　　1953年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百廢待興的韓國社會曾長期推行教育平等化政策，彼時，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適齡學生都機會均等地接受教育。

　　這對于大多數社會底層的貧窮家庭來說，彌足珍貴，韓國人曾親切地把當時的教育體制稱作為“小水溝里也能出條龍”——或者說是讓孩子爬上更高社會階梯的途徑。

　　1970年代，韓國政治強人樸正熙一度大舉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更強調教育統(tǒng)一化，每個階段所有的學生使用統(tǒng)一的教科書，取消初高中入學考試，廢除重點學校，中小學生全部就近入學。

　　55歲的金恩勛正是在那個時代讀的高中，對于當時的教育政策仍記憶猶新：“當時韓國政府嚴格實施教育平均化政策，不允許學校自主舉行入學考試；不允許各高中學校按高考成績劃分重點非重點校；不允許私人通過‘贊助費’方式走后門入學；也不允許老師和重點大學學生去學外辦補習班‘賺外快’。”

　　韓國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40多年來，擁護者和批評者比例相當。擁護方認為，該政策對防止教育不平等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有積極的作用，批評方則認為，“教育平均化”政策剝奪了學生“選擇教育的權利”，人為拉平學生天賦的優(yōu)劣差距，是用“標準化教育扼殺學生個性”。

　　這種情況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才發(fā)生變化。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允許成立特殊目的學校實施“英才教育”。然而，“英才教育”實施二十多年來，教育仍不可避免地變了味。

　　韓國頂尖學府錄取精英高中學生、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超高比例，令批評者抨擊名校成為了既得利益階層代代相傳的工具，更強化了教育資源的“等級”制度和社會階層的固化。“寒門”更難出“貴子”。

　　然而，對于一些只是平均收入的家庭而言，在教育上的巨額投資往往為家庭生活埋下了不穩(wěn)定的因素，乃至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

　　《韓國先驅報》的一項調查發(fā)現，在首爾有超過一半的學生父母認為他們是所謂的“教育貧困”者，即“因高額教育費用而陷入貧困的人”。除去精英學校的學費外，在韓國盛行的校外補習機構同樣榨干了錢包。

　　據韓國SBS電視臺2017年9月播放的紀錄片《課外教育的悖論》，片中接受采訪的多數家庭的花費都超過了100萬韓元，甚至有些家庭超過了300萬韓元（約18000元人民幣）。子女的課外教育費用已經成了韓國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重要開支，201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甚至有近半（43%）家有學齡子女的受訪者稱，“沒錢為退休后的生活做準備”。

　　而更值得關注的是，據韓國統(tǒng)計廳發(fā)布的《家計動向調查2015》報告，韓國社會20%的上位階層和20%下位階層在教育費用支出上的差距達到了29倍，創(chuàng)造了歷史最高水平。2016年的另一份調查也顯示，高收入家庭子女的課后學習時間明顯超過了低收入家庭?！短炜罩恰匪宫F的富人孩子擁有更多教育資源進而更“優(yōu)秀”似已成為事實。

　　因而，有專家尖銳地批評稱，精英私立高中意味著數十年來韓國政府為提供公平的高中教育而進行的嘗試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