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苦苦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無效后，發(fā)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等人。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經過認真研究，提出應抓住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將局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轉變?yōu)槿珖缘目谷彰褡褰y一戰(zhàn)線，不應將反蔣與抗日并立，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應張、楊的邀請，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張、楊一起同蔣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談判。蔣介石終于承諾“停止剿共，聯紅（軍）抗日”，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從此，十年內戰(zhàn)基本結束。
　　
　　對于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時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zhàn)爭發(fā)動了。”
　　
　　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結果。從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國主義以吞并華北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5省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史稱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面臨更為嚴重的生存危機，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1935年8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fā)表。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應當有“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zhàn)，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的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著重批判了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針對形勢的變化，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政策。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并與之結成了“三位一體”的統戰(zhàn)關系，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首先在西北地區(qū)取得了成功。1936年下半年起，黨在山西的上層統一戰(zhàn)線工作也成績顯著，成立了實際由黨領導的山西抗日團體犧牲救國同盟會，把山西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高潮。
　　
　　1936年5月5日，毛澤東和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公開發(fā)表關于《停戰(zhàn)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實際上將“抗日反蔣”政策轉變?yōu)?ldquo;逼蔣抗日”政策。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致電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明確表示“國民黨中任何領袖、任何委員起來抗日救國，我們同樣愿意用全力支持他們”，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與他們進行合作救國的談判。8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致國民黨中央并轉全體國民黨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強調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逼蔣抗日”的方針無疑是正確的。蔣介石是國民黨最大的實力派，中國抗日如果沒有其參加是難以想象的。問題是經過長征，雖然紅軍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但人數大減，如果沒有張學良、楊虎城的配合，對于頑固反共的蔣介石來說，要使其停止對紅軍的進攻，轉而同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還是有很大難度的。
　　
　　在此關頭，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條件，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長達近十年的國共內戰(zhàn)，實現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戰(zhàn)略目標，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雖然此后蔣介石在聯共的問題上有所反復，但國共第二次合作已是大勢所趨。正如習仲勛在西安事變50周年紀念大會上所指出的：“在當時形勢下，能否使掌握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轉到團結抗日的政策上來，這對能否順利地實現全民抗戰(zhàn)是關鍵性的問題。西安事變以獨特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正是由于西安事變的發(fā)生及其和平解決，才最終結束十年內戰(zhàn)，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戰(zhàn)爭。”
　　
　　西安事變不僅是國共合作走向共同抗戰(zhàn)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之所以能實現這樣的轉折，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試想，如果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中共中央仍堅持過去一度高喊的“武裝保衛(wèi)蘇聯”的口號，而不是倡導“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就不會有中共、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之間的“三位一體”的關系，即不會有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率先在西北地區(qū)的實現，也就沒有西安事變的發(fā)生?？陀^地說，如果西安事變不發(fā)生，如果張學良、楊虎城配合蔣介石的中央軍，對剛剛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的紅軍進行大規(guī)模的“圍剿”，紅軍能否在陜北立足確是一個難以預料的問題。西安事變的結果使蔣介石被迫停止了全國性的內戰(zhàn)，也使中國共產黨度過了十分困難的階段，隨后迎來了抗戰(zhàn)中的大發(fā)展。而西安事變之所以發(fā)生并最終和平解決，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政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由“武裝保衛(wèi)蘇聯”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轉變，它不但促成了全國抗戰(zhàn)局面的形成，也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處境和形象。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