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料志愿者”李智：志愿活動還在繼續(xù)
36歲的李智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一名普通職員，在疫情期間他不但在老年公寓做志愿工作，還是首批新冠疫苗注射志愿者，名符其實地“雙料志愿者”。武漢抗疫暫告一段落，但李智的志愿者活動還在繼續(xù)。
1月23日，聽聞武漢封城的消息，已經赴北京探親的李智自駕返漢，加入到共青團中央號召的志愿者行列中。封城之后武漢公共交通的停運導致很多醫(yī)護人員上下班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李智首先加入醫(yī)護專車的平臺，開車每天接送醫(yī)護人員。之后，李智又接到了洪山區(qū)團委安排的疫情小區(qū)卡點值守和怡心緣老年公寓服務任務。
3月16日，軍事科學院軍事醫(y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團隊研制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床試驗，并招募志愿者108名，李智成為高劑量組的一員。李智笑稱，注射疫苗有風險，他是知道的；并且高劑量組要打兩針，起初內心還是有點恐懼。“但陳薇院士團隊七個人都接種了重組新冠疫苗，我相信醫(yī)學的力量，對在疫情防控上的投入和支持有百分百的信心。”在接下來的14天醫(yī)學觀察休養(yǎng)中，李智對陳薇院士有進一步了解，“常常能看見她，身體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什么疑問，她都會耐心解答，李智說，陳院士認為志愿者都很優(yōu)秀。那時候她在武漢已經呆了兩個多月沒有回家，志愿者對她非常敬佩，都希望能和她合影作為紀念。
疫情期間讓李智印象深刻的一個畫面是，2月底武漢政府發(fā)布了對因離漢通道管控滯留在武漢、生活存在困難的外地人員，由所在區(qū)政府及有關方面提供救助服務的措施。他在街上看到一個貌似流浪者的女士，“我跟在她后面走了很長一段路判斷出她的確是流浪者，我看見她沒戴口罩就給了一個口罩。”李智想給她一些錢，對方也不接。本可以一走了之的李智給110和民政局分別打了電話，“很快警察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就過來了，詳細地詢問了她有什么需求，幫助她解決問題。我特別感動，打電話的時候并沒想到能發(fā)揮作用，這說明武漢已經從最初的混亂中開始恢復秩序，武漢正在慢慢復蘇。”
4月8日零時武漢離漢通道管控正式解除，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李智的工作、生活逐步恢復到常態(tài)。但他更加關注社會活動，在他的影響下，身邊有兩位老師朋友前后成為第二批疫苗志愿者。此外，因疫情期間在老年公寓做志愿者，李智對老年人的寂寞生活深有感受，“在養(yǎng)老院服務的時候結識了很多志愿者，我們計劃在未來組織一些關愛老人的行動，不是說要做多大的事情，就是根據(jù)老人的需求，去陪他們聊聊天，做一些娛樂節(jié)目等等，老人需要什么我們就提供服務。我覺得只有從身邊小事做事，家園才會越來越美好。”
在李智的“牽線搭橋”下，4月27日，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的醫(yī)護人員子女還收到了華中師大贈予的500本華師一附中“學霸學法”圖書。2月初李智在接送一位醫(yī)護人員上班路上，路上聊到了孩子上網課的事情，這位女醫(yī)護當時無意間說了一句“兒子今年上高一，我和她爸爸都在一線，真擔心他能不能自己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從那時起，李智就想著為醫(yī)護人員的孩子做點什么。出版社恢復上班后，李智向社領導提出了向醫(yī)護人員子女捐贈圖書的構想，領導非常支持，李智的設想也得以實現(xiàn)。
“潔癖”志愿者安興權：不給服務單位添任何負擔 國家需要的時候去拼命
4月14日，在武漢市武昌醫(yī)院做志愿者的安興權在回京審批批準的第二天自駕返回北京，北京距離武漢有1200公里的距離，自駕需要13個小時。對于安興權來說他身在武漢和北京是兩種生活方式，“國家需要的時候就去拼命，沒事了就安安靜靜，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1967年出生的安興權熱衷于做志愿者已有些年頭。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他在什邡自愿做了一年半的志愿者，先后捐贈了幾十萬元人民幣。
安興權是一個企業(yè)家，不差錢，也不圖虛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迷戀，有人迷錢，有人迷名利，有人迷物，我迷戀家國情懷，在國家有難的時候就想站出來做點事。”
抱著這種心態(tài)，安興權在武漢封城之后，兩次向武漢紅十字會捐贈十萬元人民幣。在接到批準后，2月25日他從北京自駕出發(fā)，26日抵達武漢，在武昌醫(yī)院做志愿者工作。對于自己在武漢期間的工作，安興權有些遺憾，因為他認為自己“來晚了”，武漢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盡管如此，作為新冠肺炎定點醫(yī)院，武昌醫(yī)院依舊是高風險地區(qū)，“我經常把口罩戴反了，總是被同事發(fā)現(xiàn)指出來。”
安興權有一種“潔癖”，在他的概念里做志愿者就應該是純粹的，不花服務單位的一分錢，不給服務單位造成任何負擔。在抵達武昌醫(yī)院后，安興權領取了一些口罩、手套等必需工作物品，在疫情后期物資充沛的情況下，安興權向武昌醫(yī)院全體醫(yī)護人員捐贈了褲子、鞋。對于醫(yī)院協(xié)助安排自己住宿的事情，安興權談起來語調里有幾分慚愧，“醫(yī)院為外地志愿者解決住宿和吃飯問題，是和醫(yī)護人員一樣的標準，我心里覺得很不安。這相當于我們做志愿者工作是有償勞動，而不是純粹的志愿服務。”在離開武漢之際，安興權留給武昌醫(yī)院15000元現(xiàn)金來抵付該費用。
因為沒有醫(yī)學背景，本來想上一線的安興權在武昌醫(yī)院的主要負責后勤，搬運物資之類。安興權認為工作內容簡單到不值得描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為醫(yī)院捐贈了一輛電動叉車，因為在搬運物資時候他發(fā)現(xiàn)如果有一輛叉車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當時湖北處于封城期間，整個社會處于停滯狀態(tài)，沒有廠商可以向武漢發(fā)貨，幾經周折在武漢當?shù)卣业揭患夜?，為了能把供應商接出來到庫房提貨，先是從醫(yī)院開證明，又到所在小區(qū)開證明，才搞定。”
在正常狀態(tài)簡單易行的采購行為在疫情期間卻費勁周折，這給安興權留下深刻影響。“每一個大災難來臨之際伴隨而來的都有短暫的混亂，有太多的負能量產生，但我們不能因此就不去做事，恰恰相反，需要更多正能量來對抗。”安興權說自己到武漢是幫忙的，不是來發(fā)現(xiàn)問題抱怨，而是發(fā)現(xiàn)問題，盡最大力量解決問題。
在武漢期間讓安興權深為感動的是，武昌醫(yī)院后勤部門一位職工的兒子是軍人，因為探親被滯留在武漢，天天跟著爸爸到醫(yī)院來做志愿者。“什么活兒都做，哪里缺人上哪里，甚至因為人手短缺，還去開救護車，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這樣的人多一點就好了。”
回到北京的安興權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工作，武漢卻留在他的記憶里，“ 未來我還會不定期做些捐贈活動，就像原來在四川做志愿者一樣，畢竟都是拼過命的地方，會始終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