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個人主動出擊，拔高業(yè)績走仕途捷徑型。長三角地區(qū)一位公務員坦言，平時大量瑣碎繁雜的工作，領導哪能都看見，年終總結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做得好，一飛沖天；做不好，一無是處。

　　“深入群眾的工作照一定要有，沒有就拉幾個群眾，補拍幾張；最好再通過微信語音，讓下面人說幾句感謝的話，現在都是PPT了，現場播放鄉(xiāng)音土話，容易打動領導。”某基層公務員向半月談記者透露，“我們領導的年終總結，甚至花錢請廣告公司打造，拍成專題片匯報，反正是公款。”

　　三是消極配合，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型。不少基層干部對雜亂的年終檢查考核深感厭煩，但礙于情面，只能抱著混一混的心態(tài)做一些包裝，按部就班迎接檢查，這種“被動型”單位或干部雖不積極，往往也會花些心力，在年終考核中維持中游水平。

　　一位基層公務員反映，考核要求他們要在上級部門的微信公眾號發(fā)文章，且發(fā)表后必須達到一定閱讀量。“不求考核排第一，但也不能讓領導臉上無光，只能‘自掏腰包’找刷票公司搞定。”

　　“奇葩考核”不治，形式主義難絕

　　一年下來，上級對下級單位來一個大梳理，大排查，進行一次全面細致的考核驗收，非常有必要，不僅可以及時了解掌握一年來工作情況，還能表彰先進、激勵落后，引導下一步持續(xù)發(fā)展。問題是，不少考核指標一拍腦袋就定了，未經合理論證，且過多過濫。

　　比如各級各部門一般都有領導批示信息數量上的考核。“重重壓力之下，基層比拼的往往已不是誰的工作做得更好，而是誰認識的領導更多、誰的關系更硬。”一名基層人員說，為求得年終“光鮮”，對個別領導秘書搞公關、補量，“高的時候，一周報了3條，批了3條”。

　　有基層干部直言：“不少考核其實不是為了推動工作，而是為了刷上級部門的存在感。有了年終考核這桿槍，上級才有話語權，尋租才有空間。”

　　還有一些考核任性隨意。多地基層干部向半月談記者訴苦，部分創(chuàng)建工作往往在年初提出，到年末才發(fā)驗收標準，這讓基層工作人員不得不加班突擊應付。

　　某地宣傳部門負責人以某項重點工程為例吐槽：“去年快11月了，才通知說要考核在中央級媒體上發(fā)稿，時間趕不及，只能拉關系、托熟人，無病呻吟罷了。”江蘇一位不愿具名的縣級領導干部說，很多工作在日常或月中就可以辦完，不一定非要拖到年底總結。

　　有些會議活動要考核黨員到會率。“黨員到會率必須在80%以上，可村里的實際到會率一般在60%到70%之間。”有村干部表示，農村地區(qū)外出經商、打工的黨員很難做到每月回來，為了對付考核，只能在數據上“加工”。

　　不少干部和專家認為，考核過多過濫是基層形式主義泛起的一大根源。解決這一問題，關鍵要在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改革上做文章，要多問計于民，以群眾滿意為根本檢驗標準。唯有如此，才能建成服務型政府，才能使基層干部全身心投入為群眾服務中去，根治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形式主義沉疴。(半月談記者 劉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