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教育能否公開要“回報”

早在2009年，對民辦學校是否要按“營利與非營利”進行分類管理的問題就已有過激烈爭論。

2011年1月，國家頒布《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第44條提出將“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然而，有關分類的爭議并沒有因此停止。

為什么對“營利與非營利”會引起如此大的反彈？

新中國的民辦教育肇始于上世紀80年代，在經歷了10年的高等學校斷檔之后，社會大學開始涌現，我國也開始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辦學體制改革，民間資本由此參與教育領域的投資。

“中國以前是‘窮國辦大教育，”胡衛(wèi)說，我國的民辦教育是在國家財政極其困難、教育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通過發(fā)展私營經濟、默認出資人經濟利益訴求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當時不論資金的性質和來源，只是提倡社會力量辦學”。

最早的民辦教育，從高考輔導班開始，逐漸擴展至學歷教育?！拔覈F有民辦學?；旧蠈儆凇顿Y’辦學而非‘捐資’辦學。”浙江省民辦教育協會會長黃新茂曾有這樣的論斷。這與西方國家私立學校的發(fā)展是完全不同的路徑，國外的私立學校主要是教會、財團、基金會和個人捐資辦學為主導，從某種角度上講，本質是“非營利性”的。

但在我國，即使是在辦學許可證上注明“不要求取得回報”的民辦學校，其舉辦者多數還是想取得合理回報的。如上海21所民辦高校中，只有杉達學院一家是靠捐資滾動發(fā)展起來的，其他全是投資辦學。

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的頒布實施，為民辦學校獲取合理回報提供了法律依據。該法雖規(guī)定，“民辦教育事業(yè)屬于公益性事業(yè)”；同時，為了吸引社會資本投資教育，也規(guī)定“民辦學校在扣除辦學成本、預留發(fā)展基金以及按照國家有關規(guī)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費用后，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

正是這句“合理回報”引發(fā)了教育投資者們的無限遐想，也促進了社會資本參與民辦教育投資的熱情。然而，我國民辦教育的現行法律法規(guī)和一整套政策都是基于教育的非營利性而設計的。即使是《民辦教育促進法》關于“合理回報”的規(guī)定，在此后長達8年的時間里，一直還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認同，處于被“擱置”狀態(tài)。

于是，許多民辦教育機構不敢明目張膽地提賺錢，而是打著公益旗號，注冊為學校，實質卻是公司化運作。關于“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分類管理，則讓這些民辦教育投資者不得不面臨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