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所以在臺灣政治圈，媒體作用力很大？

　　洪：當然。尤其是電子媒體，其作用力超乎想象。我一直都定位自己是哲學家及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話，就有必要了解與使用當代最普及的科技，這是我愿意上電視節(jié)目做評論的原因。其實，我上節(jié)目很多講法和其他名嘴不一樣，我經(jīng)常會有意、無意帶進一些哲學思維。

　　記：可一般大眾都喜歡聽形象、故事性的內(nèi)容，您講抽象、講哲學，觀眾不會煩您??？

　　洪：不會，從觀眾角度來說，其他人都在“耍嘴皮子”、“打口水戰(zhàn)”，而我會從比較新鮮的角度開講，會帶來意料之外的思考，觸動另類的神經(jīng)。

　　公共知識分子生命力更持久

　　記：您自己界定是公共知識分子和哲學家，可這兩個角色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不如政治人物那樣顯著，您怎么看呢？

　　洪：我不覺得！西方社會會有今天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高度發(fā)展，源頭在于18世紀知識分子發(fā)起的啟蒙運動所奠定的。

　　雖說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影響沒有那么立竿見影，不過我對于政治人物，發(fā)自內(nèi)心瞧不起。我認為所有政治人物都是短視的，習慣短線操弄。政黨人物喜歡搞斗爭，通過斗爭來分配權力。而作為一個思想者、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會把時間、歷史視野拉大，雖然在短期內(nèi)沒有政治人物那么有影響力，但放入歷史時空，一定是知識分子生命力更持久。你看，孔夫子到現(xiàn)在還影響著華人世界，但沒幾個人還記得他做過官。

　　記：在臺灣藍綠壁壘分明的背景下，公共知識分子的空間在哪里？

　　洪：臺灣當下的局面，公共知識分子空間確實越來越小，但臺灣未來發(fā)展離不開公共知識分子。若是卷入綠營或藍營，就會被政治立場所局限。所以我一直與政治保持等距，不然你只能是在做表面功夫。

　　記：要保持等距，并不容易吧？

　　洪：對，你必須有拒絕利益的能力。民進黨執(zhí)政時，在我面前也有各種誘惑，但我定位明確，一直堅持自我。“現(xiàn)在去當部長，那基本上就被定位了，我以后要怎么去發(fā)展呢？”所以，政治上的職務，我絕不接受。還是在學校里教書、做研究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