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表服儀之外，臺民也在語言上力抗日本的“國語”教育，許多人把孩子送到私塾(日人稱為書房)去學習中文，知識分子與文人則結成詩社，保存民族文化。有志之士更呼應同一時期大陸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大力推動臺灣的新文學運動，知名作家張我軍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一文中說“我臺灣自割歸日本帝國以來，因種種的關系，對于中國的事情，不可得而知…我們知道‘中文’于我們臺灣人是斷斷不可缺的，我們不但應當極力保存‘中文’，而且要極力昌盛中文才是”，可見臺灣文人寄托文學表彰民族精神，絕非獨派有心人士所言，臺人多用日語，對中文早已遺忘殆盡。
就是這樣普遍存在于民間的祖國意識，使得臺人從武的對抗到文的抗爭，50年的殖民期間，從不曾停止對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反抗。更以各種方式，設法將抗日的思想流傳下去，尹章義在樹林作田野調(diào)查時，就尋訪到了當年瘋傳的一本抗日書籍。當?shù)仃壤蠌埜５?，拿出一本他偷印的“燒餅歌推背圖”，翻到其中的的第四十五象，圖中兩個人手持長矛刺向太陽，張福祿說這象征了只要中國人團結，必定打敗日本，這本書是他的一個朋友，在七七事變后從上海帶回，一時轟傳眾人搶閱，張先生依樣畫葫蘆，偷印給眾多親友。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抗日的意識在臺灣民間是如何的普及與廣泛，所謂“臺日融合”僅存在于少數(shù)皇民化成功的家庭，大多數(shù)臺灣人民根本不接受。
長期以來，臺灣統(tǒng)派較少有人研究“臺灣史”，結果讓“獨派”掌握了“臺灣史”的話語權，并將“中國史”切割為“外國史”，配合政治上“不愛臺灣”這頂“民粹”帽子的操作，把統(tǒng)派打的七葷八素、難以招架。其實“臺灣史”中有眾多材料可以拿來反駁“獨派”，只要有更多人投入“臺灣史”的研究，奪回失去的歷史話語權，就必能在輿論上扭轉劣勢，打破“臺獨”一言堂的扭曲與壟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