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網(微博)10月6日訊 臺灣《聯合報》刊發(fā)社論文章《進步與退步：八年前后的臺灣政治》說，“總統”、“行政院長”和“檢察總長”在同一天接受北檢偵訊，寫下“中華民國”司法史上的紀錄。這項紀錄有兩項意義：其一，即使位尊如“國家元首”，在司法面前，亦不過是一名普通證人；其二，馬英九一再將政治權威交付司法判決，將逐漸喪失其“憲政”空間與尊嚴，眼前情勢似已如此。 

　  就前者而言，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社會的進步；就后者而言，則禍福難斷，原已脫序的臺灣政治將愈發(fā)紛亂，或在經過一段黑暗期后出現新曙光。前后兩者之間共同的關鍵語，都叫“程序正義”。 

　  馬“總統”愿以證人身分接受偵訊，是為了表現其坦然磊落，以及彰顯他所謂“公民有作證義務”的理念；這點，正是他出身法律人所深植心中的信仰，要藉司法程序來還原事實真相。然而，他之所以身陷“黃世銘泄密案”這樣的危機，關鍵問題也正發(fā)生在程序的瑕疵：黃世銘在向馬“總統”報告后，才“簽結”對柯建銘的監(jiān)聽案，這短短數日之差，就發(fā)生了“泄密”及“違法報告”這樣的程序疑義，連帶使得他以黨紀鍘王金平的處分也可能被認為失去了正當性。 

　  撇開馬英九個人的得失與成敗不談，輿論在這次事件中高度關注特偵組的“程序正義”，不妨視為一種法治的進步。但對照之下，社會大眾對王柯“關說案”的不以為意，甚至表現出“人情重于是非”的和稀泥想法，則似乎又違背上述的“進步”。這樣的矛盾現象，耐人咀嚼！ 

　  在這次政治與司法、程序與實質、關說與泄密的復雜角力中，要論斷臺灣是進步或退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要找一個參考點，我們不妨拿八年前陳水扁時代的相關事件作為比對。 

　  二○○五年，“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涉及高捷弊案鬧得沸沸揚揚，重挫民進黨形象并危及當時的“三合一選舉”選情。陳水扁十月初“出訪”中美洲返臺后，幾日內兩度約見“檢察總長”吳英昭，了解弊案偵辦情形，并指示要不問身分查辦到底。其后案情升高，陳水扁一度也被卷入風暴，逼得他大動作宣示，民進黨以最高道德標準設立“廉政委員會”，并表示愿意放棄“總統刑事豁免特權”接受調查。 

　  不過短短八年，這段歷史似乎被忘得一干二凈。當年陳水扁可以主動約見吳英昭，聽取與己相關的司法案件報告；為何馬英九被動聽取黃世銘報告涉及“國會議長”和“法務部長”的關說報告，卻被指為泄密與違法？“法務部長”羅瑩雪說，“沒有法律規(guī)定‘檢察總長’不能面見‘總統’，或‘總統’不能打電話給‘檢察總長’”，這樣的說法或許過嫌簡略；但民進黨對阿扁干預其己身所涉案件視若無睹，卻指控馬英九聽取報告是違法“違憲”，這樣八年前后的雙重標準，若是烏賊戰(zhàn)術得逞，臺灣社會又如何承受得起這聲“進步”的贊譽？ 

　  “總統”究竟能否聽取“檢察總長”的報告，執(zhí)著于法律文義者，或許都可舉出正反意見。但就王柯案而言，當時既已無涉司法上的訴追，而是“立委”違反“立委行為法”的“違法”，和侵害司法權的“違憲”，“檢察總長”身為政府體系的一員，依其權責既無從處理，又如何能不向“國家元首”報告，讓“總統”判斷這是否對“憲政”或政治倫理造成不當的影響？ 

　  觀察馬英九當下的處境，不僅假處分官司連續(xù)失利，更在公開談話時屢屢發(fā)言失當，造成其bumbler的形象越發(fā)難以洗脫，均將影響他后續(xù)領導的威信。這一役，沒有命中敵人，自己反而受傷累累，實是慘痛的一課。如此一來，造成向心力的流失，政治不安的加劇，他再要談“歷史定位”，恐怕就是難上加難。 

　  相形之下，在陳水扁貪瀆現形時，民進黨是如何全黨簇擁在他腳下誓死捍衛(wèi)；而如今，只不過抓住馬英九的若干程序瑕疵，立即揚言要祭出“罷免”、“倒閣”的全套撒手锏，又豈符合比例？這樣的價值觀與是非標準，恐難提供這個社會進步所需的動力。 

　  九月政爭，誰是贏家？表面看來，應該是“程序正義”勝出；實質而言，則是政治的退化與價值的混亂。對民眾而言，眼前的局面沒有值得喝采之處。 

　  老實說，當馬英九為接受偵訊謙卑地說出“公民有作證的義務”時，人們多么希望他想到的是：“‘總統’有安定政治、發(fā)展經濟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