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采訪中，曾一再聽到周總理這樣教育我們：記者要多向社會學(xué)習(xí)，因為記者的活動天地就是社會。他認為，我們的記者，首先要政治上堅定。但是，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還要思想敏銳，業(yè)務(wù)過硬。而搞外事報道，還得通曉天下大事，能認識和掌握錯綜復(fù)雜的國際事務(wù)的規(guī)律。

    在那次招待富爾的酒會上，他在向我們記者談及如何做好外交報道時就說，“記者要有豐富的知識，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這點是很困難的?！笨偫頌橛浾咴O(shè)想地說：“因為你們接觸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這個，明天可能那個又不懂了?！薄耙虼四銈兙鸵鄬W(xué)習(xí)，多鉆；要多向社會的各方面學(xué)習(xí)?！敝芸偫砦⑿χf：“這就是記者的體驗生活。”

    語短意長。這些話，對我們做外事報道的記者來說，確實非常深刻而重要，在這方面，我是不僅有切身體驗，而且是有切膚之痛的。

    在這次談話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總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亞洲司一位負責人找去談話。他指出，“要當好記者，就要干一行，學(xué)一行，精一行。”

    原來在頭天即5月20日晚上，錫蘭（現(xiàn)名斯里蘭卡）大使為周總理舉行宴會。宴會正在進行時，外交部有人給周總理送來了一份印度和錫蘭兩國總理于19日剛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周總理看了后，在會上講話時，臨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今天我們看到尼赫魯總理在訪問錫蘭時同錫蘭總理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我們感謝他們提到了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事務(wù)，以及強調(diào)潘查希拉五項原則的重要性。這說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顯示出了萬隆會議精神、團結(jié)精神。

    我認為，周總理這番話很有新聞價值，應(yīng)當成為宴會新聞的重點，在導(dǎo)語中突出它?？墒?，如果把它照搬在導(dǎo)語里，那就會太長，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商量，用轉(zhuǎn)述的形式，把他的話概括成了一句：“周恩來總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錫蘭兩國總理的聯(lián)合聲明?！本唧w內(nèi)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總理在21日看到報上登的這條消息后，立即召見亞洲司負責人和我。他說：他并沒有講要“支持”這個聲明，也不能“支持”這個聲明。因為在這個聲明中有兩點我們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嚴厲譴責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對氫彈問題上，它把帶有打破美、英核壟斷性質(zhì)的蘇聯(lián)核試驗，同美國、英國核試驗相提并論。并對我說，“我贊成你打破成規(guī)，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導(dǎo)語里，問題是導(dǎo)語中把我的講話精神弄錯了。”

    他還稱贊亞洲司負責人與我共同研究稿子的辦法很好，“問題是，不該對我的言論輕易地加上‘支持’這樣有分量的字眼。你們就沒有想過，要是聲明同我們主張完全一致，我會不用‘支持’這個字眼嗎？我又何必僅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謝’它如何如何？”

    他轉(zhuǎn)過來對我說，“這事說明，你們還缺乏國際知識，對世界大事還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徹通曉時勢這一點，應(yīng)是外事記者所具備的?！彼佌伣虒?dǎo)說，“要采訪什么學(xué)什么”，“遇到復(fù)雜問題要經(jīng)常與行家切磋琢磨。”接著，他熱情地鼓勵我：“你們搞時事采訪，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藝術(shù)，并且為外交工作做出貢獻。當然，外交工作和新聞報道，各有各的規(guī)律，但是，這兩者都要服從我國對外政策。”

    當時我聽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記者要時時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通過報道為我國外交政策服務(wù)，但是不能把外事報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來。而要掌握這種藝術(shù)，就要熟悉國內(nèi)外政治形勢，善于觀察和獨立思考，并且要培養(yǎng)敏銳的嗅覺。1956年“五一”前夕，周總理在招待外賓的酒會上，日本一位民間代表團團長曾對周總理說，“下次再來中國時，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關(guān)系的愿望一起帶來?！睂懜鍟r，我想起了總理的教誨，便根據(jù)中日關(guān)系現(xiàn)狀一再考慮，如果照發(fā)此人的講話，是會對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過總理秘書對總理講了，他非常贊賞我們?yōu)榭腿颂幘持耄⒁覀冋髑罂腿吮救艘庖?。于是，我通過接待人員同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說話的口氣緩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為“希望能夠”。他對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總理還常常為記者創(chuàng)造采訪條件和學(xué)習(xí)條件。有一次，他要見外賓，見我寫完消息就走了，當即通知秘書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們在一旁聽聽，可以多了解一些情況，便于做好報道工作嘛。”還有一次，我到總理辦公室給他送審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僑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樣與印度尼西亞簽訂關(guān)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那時，對于雙重國籍問題，我還是初次接觸，既陌生又感興趣。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機密事宜”，我應(yīng)“主動回避”。想不到，就在我轉(zhuǎn)身走的時候，周總理卻把我喊住，在問明我沒有其他急事要辦以后，讓我坐下旁聽。他甚至為我和另外兩位也是后來的同志扼要講解了有關(guān)雙重國籍問題的來龍去脈。--周總理對身邊工作的一名記者的信任、關(guān)心、培養(yǎng)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摯的情誼，使我難以平靜，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沖擊，在奔騰！ （徐熊）（《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