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族望“版筑傳芳”

置甕納文 不輕言放棄

明正德四年（1509年），傅夏器出生于南安縣錦田鄉(xiāng)。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四十三·明列傳·傅夏器》載稱：“傅夏器，字廷璜，南安人，居錦田，世稱錦泉先生。讀書精專，足不窺園，弱冠已破萬卷。”古代弱冠即指20歲男子。傅夏器閉門讀書，幾乎足不出園，對于書籍的癡迷程度超乎常人。青年時的夏器不止讀書，他也教書，清道光《晉江縣志·卷75·雜志》有這樣的描述：“傅錦泉，有別業(yè)在紫帽山麓，錦泉下帷處也。相傳讀書夜分，嘗有呼于空中曰：‘就寢’。其專精如此。后李文節(jié)（即李廷機）亦嘗假館修業(yè)于此。故當時有一館兩會元之語，亦一奇也。”下帷在古語里指的是教書，這段話說的是傅夏器曾在晉江紫帽山的一處書館中教書，晚上又自習典籍到夜闌時分，結果迷迷糊糊地聽到空中傳來一聲呼喊“睡覺去”，這才上床歇息，其苦勵堅韌，可見一斑。后來，名士李廷機也曾在同一個書館內(nèi)研修過學業(yè)，更有意思的是，夏器與廷機在會試后都成了會元，故該書館有“一館兩會元”的說法。可惜，志書中所說的書館如今在紫帽山已無覓處。

嘉靖十年（1531年），22歲的夏器在鄉(xiāng)試中奪得第六名，即“亞魁”（明清兩代中試稱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第二名稱為亞元，第三、四、五名稱為經(jīng)魁，第六名稱為亞魁）。不過在接下來的會試中，他連年遭遇挫折，史載其“屢躓春宮”。然而，個性剛硬的夏器決不輕言放棄，“益奮發(fā)自樹”，以加倍的努力來向心中的理想發(fā)起沖鋒。從嘉靖十一年（1532年）他第一次進京參加會試開始，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考中，在長達18年的時間內(nèi)，夏器都抱著堅定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進京赴考，不懼失敗，不畏艱難。《泉州府志》載曰：“（傅夏器）立置甕幾下，每作文撚而納之。歲終，甕滿。其屬筆不作細響，卓然自信。”為了方便置放手稿，夏器干脆在桌子底下放了一口甕，每次文章一寫完直接丟進去，這樣到了年末時，甕就被文稿堆得滿滿當當?shù)?。因為有這樣下苦功，后來夏器寫起文章來澎湃大氣，充滿自信。

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會試中，夏器擢名第一，摘得會元。20世紀《南安縣志·卷之二十九·明儒林·傅夏器》載：“庚戌會試第一，闈文海內(nèi)傳誦，都下稱從來會元所未有。”當時主持會試的是“茶陵四大學士”之一、禮部尚書張治。張治曾先后主持過六次科舉會試，是明嘉靖年間一位頗具影響力的官員。在主持會試時，張治甚至曾以“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為題，針砭時弊，風骨棱棱。嘉靖二十九年的會試是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會試，在這次考試結束后不久，他便病逝了。在這場會試中，張治能拔夏器為會元，足見其對夏器的認可與欣賞了。夏器的考試文章能一出就天下人爭著傳誦，必定不簡單，可惜筆者沒能找到這篇文章，無法得窺其主旨，引以為憾。

明代方志學家何喬遠在其所撰《傅廷璜公集序》中稱：“以應明庭所治經(jīng)義膾炙人口者，自國家以來亦僅得五人焉。”將夏器與同為會元的王鏊、唐順之、瞿景淳、王錫爵相提并論，認為從明初直至嘉靖二十九年的會元中，只有這五人的闈文能稱得上“膾炙人口”。何喬遠同時指出這五人的特點：“吳郡（即王鏊）正于質(zhì)，毗陵（即唐順之）澤于理，海虞（即瞿景淳）淳于氣，太倉相公（即王錫爵）贍于才，而吾傅先生（即傅夏器）沉深醲麗，蒼然郁然，尤陶鑄于六經(jīng)，而型范乎群儒。”《泉州府志》《南安縣治》皆在為傅夏器列傳時，援引了何喬遠的這番話。

《南安修儒學記》碑風化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