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戒貪功能

　　在安溪城隍廟的正殿上，有明朝張瑞圖所題的“陰騭下民”匾額，此四字取自《書經(jīng)·洪范》的“惟天陰騭下民，相協(xié)厥居”，即上天默默安定臣民，要他們和諧相處居住在一起的意思?？梢?，城隍廟是具有促使百姓安居樂業(yè)的教化功能的。傳說中，凡是城隍管轄范圍內(nèi)的百姓所做的任何善事和惡行，神靈都要向城隍報告，由城隍記錄在案，予以賞罰，分毫不差，只是兌現(xiàn)時間上的早晚罷了。

　　不僅如此，自明初起，城隍廟實(shí)際也有反腐戒貪的監(jiān)督功能。明初，朱元璋規(guī)定，每年城隍祭典必須由皇帝及各地方官親自主持，據(jù)明余繼登《典故紀(jì)聞》所載，太祖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后世，許多在任時政績顯赫、口碑佳的地方官，死后被奉為城隍神的屢見不鮮，其實(shí)也是起著一種示范效應(yīng)。明朝形成了一個官方慣例，“新官赴任，必先謁神(城隍神)與誓，期在陰陽表里，以安下民。”這就相當(dāng)于簽訂陰陽兩界的“廉政責(zé)任書”。這對于試圖腐敗的官員，也起到了一定的警醒作用。

　　古往今來，文人名士來到安溪城隍廟不免有感而發(fā)，于是留下諸多名匾佳聯(lián)，如明進(jìn)士秦鐘震作的“為惡不滅，祖宗有馀德德盡必滅；為善不昌，祖宗有馀殃殃盡必昌”，清知縣葉紹芬題的“燮理陰陽”，清庠生陳子瑞作的“神所憑依將在德；爾于幽獨(dú)毋自欺”、“看彼世人詭譎心腸，莫怪此公吐舌；睹斯色相黑混面目，真令我輩驚心”等古聯(lián)，也有“賞懲善惡因果有報；燮理陰陽判斷無差”“進(jìn)廟來，先自問平日所行何事；歸家去，莫忘記今朝俯首通誠”“善報惡報，遲報速報，終須有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謂無知”“孽鏡高懸，善心人不妨當(dāng)頭一照；影衾多愧，惡念者應(yīng)怕有物潛窺”等諸多勸善對聯(lián)。城隍廟儼然便是自上而下改良和教化的重要場所。

　　凝聚民眾期盼

　　安溪城隍廟現(xiàn)存兩方石碑刻，立石于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二月，縣令夏以槐撰文。一為示諭碑，一為造船碑，記述當(dāng)時為解決每年春齋醮迎儺之資，置造溪船二條，在安溪至泉州運(yùn)鹽，并免收稅費(fèi)，“取其作息以為醮費(fèi)”。說明當(dāng)時官府對于每年城隍春巡的重視。清·道光《晉江縣志·卷15·縣城隍之祭》載：“祝文：維神赫濯，炳古爍今。聰明正直，民社攸憑。理陰輔陽，福善禍淫。是是非非，炳若日星。茲屆仲春(秋)，致薦豆馨。希神昭格，庇民蒸民。五谷豐登，家給人足，永享升平。尚饗！”寥寥數(shù)十字，道出民眾對于城隍神的禱告與期盼。

　　據(jù)介紹，安溪城隍廟歷盡滄桑，古時幾經(jīng)修葺和重建：明洪武元年(1368年)重建；景泰二年(1451年)，邑人陳貞德重修；成化八至十五年(1472年－1479年)，知縣谷延怡、吳英再修，典史蔡珍增建后堂三間；嘉靖十八年(1539年)，知縣殷楘、典史鄒奇重建；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廟宇毀于倭，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由知縣蔡常毓重建。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知縣謝宸荃重修前后殿宇；康熙四十年(1701年)，知縣戎式弘重修，知縣曹鑛續(xù)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縣曾之傳新建后堂住持方丈室；乾隆十年(1745年)，知縣何隆遇鋪砌拜亭前石坪；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縣莊成重修。不管是民間還是官方對于城隍廟的修繕、重建，其實(shí)都表明了城隍廟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長期以來，依附于城隍廟的種種象征意義，深深扎根于此地居民的記憶中，是歲月無法抹去的。正如劉建平先生在《追憶上海城隍廟》一文中所述：“上海是一碗湯，城隍是濃湯的底料。”這樣的描述，似乎放在安溪，也同樣適用。(記者 吳拏云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