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曼菱

　　來源：當代

　　每一位逝者的位置，由歲月和人格構成。

　　人走了，歷史的本質會漸顯露出，世態(tài)炎涼左右不了。

　　季羨林是值得追思的。

　　像《浮生六記》

　　2007年7月，秋涼初透。我到301醫(yī)院病房探望季羨林。

　　他毫無龍鐘之象，白衣凝神，端坐案前。

　　送上一套我編撰的《西南聯(lián)大人物訪談錄》，他講了幾句，說“這事很有意義”，靜默片刻，我倆有一段對話：

　　季：“你有沒有寫《北大回憶》？”

　　我：“沒有，只有零散的文字。”

　　季：“應該寫，值得回憶。”

　　我：“怎么寫？”

　　季：“像《浮生六記》那樣寫。”

　　我頓時有些白云深處的感覺，懷想起當年朗潤園光景。

　　我和他都一時沉靜了。

　　季羨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總生活在熱烈紅火之中；也不是總在思索和講著格言式的話語。

　　有的老人羨慕季羨林入住301醫(yī)院，得以最精確的護理救治。然而先生自從入院，已經(jīng)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間。

　　本來生活在孤獨中的他，可以依托著北大校園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有師生來訪之情趣，和他的貓兒；尚有著他生命最后提煉的內(nèi)容。

　　他一直想回校園。

　　但人們告訴我，季在301醫(yī)院無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一回北大就會發(fā)燒。校醫(yī)院也不敢負其責。于是只有長住301了。

　　他對我突然提及《浮生六記》，那是貴在心靈之自由的記錄，那是布衣寒窗的風月往事。

　　“浮生”，不只是說生命的短促，更是指這生命不系于任何龐然重物。生命處于自在自為的狀態(tài)。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昭示了生命本質上的尊嚴。

　　翌年夏天，遠在西南的我收到掛號郵件。展開是一宣紙，季羨林墨跡、印章赫然：《北大回憶》，是他為我的未竟之作題詞。

　　此間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紀念鄧廣銘時的觀點，這是“后死者”對先死者必須完成的。

　　那天相見，季有一段話令我傷感。他說：“那年我去昆明，沒有找到你。”

　　當時楊銳秘書在旁問道：“你哪一年到昆明的？”

　　他說：“五〇年。”

　　我與楊不禁相視而笑。那時我還在童年。

　　我感到他的牽念之情，也發(fā)覺敏銳清晰的他，開始對歲月模糊了。

　　他讓楊銳取紙，寫給我一幅字：“為善最樂，能忍為安”，令我感到他晚年的無奈。“忍”這個字，聽起來不是那么舒暢。

　　《浮生六記》表面寫的都是趣聞逸事，其實也蘊含著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巨大悲哀。

　　季去世后，我專程訪問過原北大領導王學珍。他告訴我，季羨林從校園的一位默默學者，成為中央領導關注的對象，一舉推到社會頂峰，是北大應“上面”要求推薦的。

　　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來，這是中國政治的一貫的思路。

　　王老還告訴我，北大從來沒有給季羨林“派”過秘書。因北大不會給一個退休的副校長派秘書。當年的馬寅初退休了也沒有秘書。

　　那次去301醫(yī)院，因我眼疾，行動不便，由在京念書的外甥陪同前往。我曾與他談：看一個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時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圍小原則可以解釋的。將季奉為圣賢楷模的社會現(xiàn)象。我認為是當局“維穩(wěn)”的一個舉措。而季羨林心知肚明，配合之。

　　外甥亦認同此見。他說，季見過中國的亂世，所以他也希望“維穩(wěn)”。

　　我想，季羨林可以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理解了。

　　身后謗議

　　在季過世后，有兩方面的評論令我關注。

　　一是來自海外學者余英時先生的指責。

　　余英時不滿意的原因是季羨林被大陸稱為“大師”一說。

　　關于“季羨林是不是大師”，在知識界從來都不是值得討論的話題。那只是大眾與媒體吸引眼球的勾當，不足為知識界認真說道。

　　當代中國，“大師”滿天飛舞，定義早已混淆。

　　大陸現(xiàn)在有沒有像余所指的那樣具有民國風范的大師呢？

　　學界文界，體制已改，時有“遺風”猶存。而遺風能夠演繹多久？要看今后的體制是否有利于其養(yǎng)成。

　　余英時關于“大師”的評議與慨嘆，值得思考。

　　但余的更多指責內(nèi)容，則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是連同任繼愈先生一起抨擊的。

　　余說季羨林“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說任繼愈：“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

　　從而指責季羨林任繼愈：“沒有骨頭”；“后來沒寫什么東西”；“歌功頌德”“民族主義”等。

　　這是不公正的；與季任二位的人品業(yè)績事實相違。

　　事實上，余英時先生自己還是沒有脫出那種以“國共”劃線的偏見。他自己訪問大陸時拜訪任繼愈，在國外又將任先生接到家中相待，這是學者的方式。為何在別人逝世之后，又出來這么“政治”的方式了呢？這不是“二重人格”嗎？

　　有一位史學界的北大學友定居美國，他曾對我說：“那些海外的學者有什么資格來指責國內(nèi)學者？”這令我感動。

　　彼此的生存資源已經(jīng)完全不同。國內(nèi)學者所經(jīng)歷的曲折與辛酸，是難以對外人道的。而國內(nèi)學者所承負的責任，和那種“跌倒又爬起來”的弘毅精神，“雖九死而不悔”地推動著中國大地的艱難前進，這種奉獻與作用，則更是為海外人所難以取代的。

　　海外許多有識之士，并不都如余英時先生這樣，持一種“站在干岸上”的態(tài)度，來對待國內(nèi)知識分子。

　　前些年李政道博士回來，在北戴河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接見。李博士當面進言，希望最高層更加重視國內(nèi)科學家，因為“他們對國家的貢獻更大”。

　　近讀劉再復先生寫的《師友紀事》，他并不因易其地而變其情懷，而是深情歷數(shù)國內(nèi)學界前輩的艱辛。飄泊流離，而心系母土，拳拳赤子也。

　　此種立場與態(tài)度，涉及到人格修養(yǎng)，對歷史的理解與負責感，和對同類的敬重心。

　　說到國內(nèi)昔日“運動”，我以為“反思”與“追究”是兩回事。

　　這些年我在做西南聯(lián)大的史料搶救一事，也時常有人對我講，某位老先生在某次“運動”中如何，總之是不允許人犯過失，連天真的過失也不允許。

　　當我面對這些耄耋之年猶未敢忘憂國的老人，見他們憶起少年壯志時的興奮與惆悵，對眼前國情的焦慮，不由自問：他們還有何罪？

　　我剛入北大時，曾邂逅一位忠厚的清史專家許大齡。他聽說我在云南時曾遭受迫害事，即滿面愧色地對我賠罪，說他原來是“梁效”。仿佛是他要對中國大地的這些苦難負責。許先生一直生活在沉痛中，終于早逝。

　　中國文界，罪莫大焉，莫過于當年“文化領袖”周揚了?？墒撬砟甑谋瘋c自責，令人悲憫。

　　魯迅說，千年“吃人”，罪在禮教。而這數(shù)十年的“整人”，罪之根源又在何處呢？

　　古人有洞察之言： “釣者負魚，魚何負于釣？”

　　今年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誕辰。托翁最偉大的思想，就是損害人的與被損害者，都可以得到復活。這是其他只是揭露罪惡的作家不可及的高度。

　　難道我們經(jīng)歷漫長黑夜的中國知識界就不允許自己的同仁“復活”嗎？

　　如果沒有一點托爾斯泰精神，恐怕很難打理我們這個受到重創(chuàng)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山河。我們成天說“普世價值”，就是要愛人類，為什么連自己苦難的同仁也不愛呢？

　　近來我常思：經(jīng)歷改革開放后多年的努力、啟蒙，這么多殫精竭慮的前輩走了，而中國屢屢進而復退，文化垃圾彌漫。令我們這代人在“將退”之際有一種挫敗感。

　　季逝世后，我在京城聽到一些小圈子里的評說。

　　大眾認識的只是媒體上的季羨林。我本以為，小圈子里的人才真正切近季羨林的今昔。所以我很關注。

　　但令人失望的是，文人小圈子往往充滿太多的相妒與相輕之情，少憐憫心。

　　一種說道，是拿季羨林與錢鍾書先生相比較。

　　我在大一的時候，曾經(jīng)寫信給錢先生，談《管錐篇》。此書一出，我們都在“熱讀”。正當我被人們指責為“冒昧”時，卻意外地收到了錢先生的親筆信。信中說“你已大悟大徹”，并邀請我到三里河他的家中談談。

　　錢先生的學問名氣太大了，令我不敢草率。面對他的過獎，我得拿出一篇有關《管錐篇》的文章來，才敢上門。這樣與錢先生失之交臂。

　　越到后來，越知道他那封給我的信之珍貴。我浪費了先生給我的這個機會，和為我打開的這扇門。后來聞錢先生走的消息，我曾遙對上香。

　　季羨林與錢鍾書在人生與人格的形成上面有極大的不同與反差。季的起點、家學、家境，以及成才過程都不能與錢先生相比。一個是名門望族，世家才子，另一個是貧寒人家，孤兒寄養(yǎng)。

　　在中國也沒有幾個人能與錢先生的優(yōu)越家境與才華相比擬。

　　這個起點和成長過程的巨大反差，也決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從學問到生活，季由于先天的單薄，容易被人利用驅使；遠不如錢的成熟，理智，謀略和善于成就與保全自己。

　　文人學者之比，是為了增進學術，砥礪人品；豈能去比俗鬧和排場？

　　我來京為季先生和任先生送行時，兩度八寶山，景況各異，感觸良多。

　　季羨林的告別儀式人潮洶涌， 如趕廟會，幾無肅穆。

　　任繼愈的靈前告別那天，早晨大雨，人們被淋濕，神態(tài)黯然。來人都是學院、研究所、圖書館這幾個圈子的。規(guī)模得體。

　　就個人命運而言，季羨林比錢先生和任先生都要凄慘得多，應令人有兔死狐悲之嘆。

　　那一代知識分子都各有抱負，也各有醒悟的機緣。他們各有千秋，各有完成自己的途徑。正如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都是這樣。

　　相識

　　季常用戲謔的口吻說：“近年季羨林走俏”。

　　我認識季，是在他沒“走俏”，我也頗不合時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載，相識風雨中。

　　1981年，北大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民主競選運動。

　　現(xiàn)在是小學生都知道競選了?？赡菚r，“民主”的意識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憐，人們可以忍受一個不認識的官方提名之人，卻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為“候選人”。

　　作為當時第一個女競選者，我受到強烈關注。加之我個性自由，平時口出狂言，愛唱愛跳，剪了一個男孩子的小平頭，為當時一些同學所不容，不是傳統(tǒng)中的“代表“形象。

　　中文系78屆，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數(shù)革命群眾”的名義，貼出大字報，把我的戀愛和宿舍夜話甚至上課早退等劣跡公之于眾；正在社科院讀研的男友，在這聲討中與我分手。

　　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看了那些大字報，矛頭一時都指向一個女生，擔心我承受不住壓力發(fā)生意外，叫人暗中跟著我。

　　我被帶到季的家中，受到他的撫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樣子，“已摒憂患尋常事”，他就與我談開了人生與學問。頗為融洽。

　　1980年初春之夜，中國男排不負眾望，沖出亞洲。在北大學子的游行隊伍中，我被推舉了出來，站在一輛自行車的坐墊上指揮。熊熊的火把燃燒到我的衣服。在那天夜里，我們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最強音。

　　那時的北大，是我們創(chuàng)造自己，創(chuàng)造歷史的舞臺。

　　北大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所爆發(fā)的這一次民主競選，涌現(xiàn)出來的人物后來各行其道。而那一次競選中吸引社會各界的各類觀點、思想、其豐富、激進、開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內(nèi)容，直接影響和介入了中國后來的改革進程。

　　畢業(yè)離校時，季羨林將剛剛出版的書贈送我，是印度史詩的譯著。文字清明，有東方素樸之風。

　　1986年歲末，電影《青春祭》在美國舉辦“中國電影首屆新片展”，作為原著和編劇，我應邀訪問好萊塢。

　　飛機起飛后，我突然收到季羨林派人送來的信。

　　他擔心我第一次到美國，萬一錢不夠花，或有難處，特意將我介紹給他的幾位朋友。

　　我回國后，他卻只字不提此事。

　　季羨林有著激越坦蕩的情懷。但一生中輕易不露。

　　老秘書李玉潔說，季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潑的我卻能與他一坐幾個時辰。而每知我到京，先生都會興奮地等待。

　　季非常細膩和敏銳，談話直指人最需要的一種精神需求。

　　他總是對我最狂妄的思想與作為給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著。

　　1986年我訪美歸來，正值海南特區(qū)初建，促成我心高氣大，于是在島上籌備一所東南亞職業(yè)大學。

　　我對季羨林說，現(xiàn)實社會急需一批具有理想的務實型學子。季表示支持。一天，李玉潔打電話給我，說先生已經(jīng)籌到六十萬韓幣，讓我用發(fā)票來北大領取。

　　職業(yè)大學事，最終因申報未果而息?；I款豈敢動用？遂分文未取。

　　季羨林交人，肝膽相見。但這種君子一諾便許千金的方式，不適用于社會。其實季就是在校園內(nèi)也常在錢財方面受騙。

　　到后來，他的圈子變化了，而行事依然如此，輕信于人，故發(fā)生被欺騙與利用的事情。

　　寫“牛棚”

　　季羨林的聲望達到極頂，應始于北大“百年校慶”。

　　1999年，我專程從云南赴北大。一進校門，迎面擺開的紀念品攤上，幾無例外，皆是季羨林題詞有簽名。

　　雖然驚喜意外，卻也暗自在思量：既為百年慶，而北大百年之名師，多如繁星，如此只署一人，是否妥當？別人又會怎么看先生？

　　此必伏下隱患。

　　而既到朗潤園，還想敲門就進屋，卻見李玉潔出來正告之：先生是推掉一家海外電視臺，才贏出時間見你的。你不要久坐，下面還有某家報紙。云云。

　　將久盼的興致勃勃的敘晤，頓時強加上一點“朝圣”的味道。

　　從此，我要見到季，不再是隨意的事情，有了壓力。每經(jīng)過秘書的許可和限制時，仿佛有點“被賞面子”似的。

　　那天他隨手在一本筆記上為我題字“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與曼菱共勉”。

　　見到先生誠待依然，想我來去一瞬，遙遙萬里，也無須去計較秘書“故設門檻“之舉了。

　　季后來門庭如市，三教九流，而學界人士漸寂然無蹤。我明白，人家也受不了這種“自設門檻”。就這樣他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改變了。

　　在北大百年校慶的宏大舞臺上，季羨林有壯觀的表演，沒有辜負觀眾與時機。在這個舉世矚目的場所和時段，推出了他的重要著作《牛棚雜憶》。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憶“文革”，論視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隨想錄》和韋君宜的《思痛錄》。然而，他對人性的看透，對自己的看透，卻力透紙背，令我尊伏。

　　其中一個細節(jié)，他寫自己在被工宣隊監(jiān)視，連上廁所都被跟著，他卻坦陳，竟然為發(fā)現(xiàn)地上的一枚硬幣，沒機會去拾而沮喪。知恥近乎勇。

　　他完全可以只寫自己如何在看大門的時候偷偷地進行翻譯巨著的工作，給自己留下一個知識分子的“面子”?？墒撬环胚^自己精神史上這最丟人的一筆。

　　這令我想起魯迅的《一件小事》。

　　他把“文革”的源頭直接追思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銜接上了魯迅；這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從一個孤兒自幼奮發(fā)，至清華深造，留德時期倍嘗家國辛酸，他追隨大師陳寅恪、胡適等，從不放棄學業(yè)精進和人格修養(yǎng)；可是戰(zhàn)火與貧寒都不能改變的風骨，在“文革”中卻有此頹廢。

　　他把“文革”稱為“人類悲劇”。

　　他不僅繼承了魯迅的那種自我剖析精神，更通過對自己委靡精神狀態(tài)的暴露，指出了國民性的貧弱，是由于體制的剝奪。

　　《牛棚雜憶》說：“我們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著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說真話比說謊話強。”

　　季疾呼“研究‘文革’史”。這使他與巴金、韋君宜殊途同歸，具為中華民族覺醒之良知代表。

　　古云“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季羨林此舉居高而借風，可謂謀劃已久的大舉動。對此他是有意為之，有志為之。絕非偶然?？此臅兄v道：現(xiàn)在國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國無。就已經(jīng)證明他的明確意識和決心。

　　尊榮之際，他并沒有迷失，而是立刻履行自己的反思，他曾拒絕“全國作協(xié)主席”的桂冠。說自己是一個作家之外的票友，他是一個樸素行文的學者，的確并非文采飛揚之人。而這風格恰恰適合映證“‘文革’回憶”這一嚴肅沉痛的話題。

　　那些瞧不起季羨林的人，他們有如季羨林這樣嚴肅地回憶過“文革”、剖析過自己嗎？反之，有的人雖身受其害，而寫起“文革”來，避重就輕，風花雪月，淡如游戲，愚下媚上。這是新的犯罪。

　　中國需要有擔當?shù)娜恕?/p>

　　人總得扛住一點什么。才對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園、家國。

　　我?guī)Щ丶业摹杜Ｅ镫s憶》，立即被父母親輪流爭讀。

　　母親說，她喜歡季的清淡文字，如同朋友面談。同為大學校園知識分子，她回味著浩劫時代自己身同所感的遭遇。

　　父親則沉思道，此為有膽識之文字，應該收藏。于是放在他為數(shù)不多的案頭。

　　因為這本書的坦誠風格，父親向我詳細詢問了季羨林的生活現(xiàn)狀。時日正值中秋，我說，季先生喜歡吃云南的火腿月餅，略加品嘗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門前的湖前看看荷花。

　　父親鄭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給他寄去。記住。”

　　通過《牛棚雜憶》，父親已經(jīng)把季羨林惦記心頭，置若親友。

　　次年來京，我直奔朗潤園，向季先生哭訴父親逝世的哀痛。他為我寫下了：“曼菱 無名有品 無位有尊 ”，作為給我父親的贈詞，收入了我記述父親的著作《中國布衣》一書中。

　　送書時，李玉潔說：“季老也是一個布衣”。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獨自守望，思古人云“人生代代無窮已”。倘若沒有了這些人間的情節(jié)，那一輪滿月之輝亦無意思。

　　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別離，望期冀。

　　本色

　　我所認識的季羨林，執(zhí)著于記憶中的每一樁珍貴往事。他曾對我講過魯迅，講過胡適，講過他的恩師陳寅恪。其神情謙恭無比，如師長猶在前。他說，他們都非常愛護年輕人。

　　北大郝斌曾跟我講過，他陪季老去臺灣的事。

　　他說，當時邀請一來，季老馬上就答應了。說明他心里有事，想去。到了臺灣，季就提出要去謁胡適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頭。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著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頭對跟在后面的郝斌說：“鞠躬！”語氣很嚴厲，容不得半點商量。這在季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畢。

　　后來郝斌跟我說：“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為他在我前頭，我意思得等他行禮退下，我再上前行禮。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禮。”

　　回來之后，季寫了“在胡適墓前”的文字。

　　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終于宣泄。可見，季是一個有心靈底線的人。大陸多少年來對胡適的謾罵，季只能沉默不語。但該守望的東西，他沒有丟掉。

　　季羨林是認真的人。學者的嚴謹個性體現(xiàn)于平素的處世中。

　　我在拍攝《西南聯(lián)大啟示錄》時，提出要采訪他。季先是拒絕，以為不合適。因為他本人不是西南聯(lián)大的，抗戰(zhàn)時期他正留學德國。

　　我說，我采訪他是因為這部片子需要談談陳寅恪，而國內(nèi)能夠談陳的人不多了。季才答應了。

　　他著重地給我講了陳寅恪一家“三世愛國”的傳統(tǒng)。他說：“愛國，也是遺傳”。他們是唯一的三代人進入《辭?！返氖兰?。

　　我由此想到，自司馬遷以來就以“世家”來命名的那些重要家族，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不可泯滅與取代的。當代將家族的傳統(tǒng)幾乎取締，其實這才是成了真正的“一盤散沙”。

　　采訪時，也請他談西南聯(lián)大，他談得非常審慎。自己的身份擺得很恰當。

　　畢業(yè)離校后，二十多年的光陰，幾乎每度來京都到朗潤園去探訪季羨林，話題無論巨細。他的本色強烈地吸引著我。

　　我曾經(jīng)專程請教過季：我能不能做西南聯(lián)大這件事？

　　他打量了我一下，說：“能。你能行。你做很合適。”

　　在那以后，他對我說得最多的是：一個民族最需要的是創(chuàng)造文化和傳播文化的人。

　　他希望我做這樣的人。每一次見面，他都要求我坐下來寫作，要坐冷板凳。他曾說：“曼菱要能坐下來，必成正果。”

　　關于名譽，他曾在電話里對我說過一句話：“實至名歸。”

　　坐冷板凳，其實正是季羨林的本分，本色 。

　　由于校園反復動蕩，季羨林直到七十歲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權益。每天他黎明即起，萬籟寂靜中，在燈下寫作迎接早晨。

　　當他還在朗潤園家中時，有時一天不斷地來人，這樣持續(xù)著，到了晚上他就會生悶氣，一句話不說，因為他沒有了“坐冷板凳”的時間。

　　他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歲后寫成的。就這樣干活，直到八十八歲，“米壽”之期，他完成了二十七卷的《季羨林全集》。

　　季羨林一生致力于東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為主。這在他的《學海泛槎》一書中一一做了交代。而后來人們瞎給他稱號，有損他的學者風范。

　　“什么‘一代宗師’，好像聽著不入耳。”季羨林這樣反應。

　　再問他：“如果給您下一個定義，應該是什么？”

　　他說：“我是北大教授，東方學者。足夠了。”

　　他還說：“對一個人，要給他名符其實的定義，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符其實，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這么出來的。什么是‘國學大師’？先得把這概念搞清楚。”

　　他認為，大概王國維夠稱作“國學大師”。

　　在他半臥床時，我曾到他的臥室與他聊天。他對我說“夠本了”。還指著榻下的鞋說，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趕上了，我也與他一起吃飯。小米粥，窩窩頭，炒的火腿腸，還有咸菜。 他的午餐不過是別人早點的分量。

　　這樣的溫馨時刻，從他離開朗潤園的家后，再也不復有。

　　以后在301醫(yī)院見面，談話時旁邊都有人，季羨林變得字斟句酌，極為簡潔。人到晚年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總是不會自在的。他的內(nèi)心再沒有了松弛、隨意和悠然。

　　尤其令我駭然的是，在這位晚年學者身上，那種由清華的嚴謹和北大的清高所打造出來的校園風格，竟蕩然無存。報上出現(xiàn)了一些題詞，一些不清醒的不合乎身份的話。季羨林被一些有術無學的人包圍著。

　　有一次我從云南來也被拒之門外。李玉潔要我到路旁的“肯德基”去見面，遞給我一本季的書。其實這書以前已經(jīng)給過我了。

　　我不以為是他不想見我。我有一種季羨林被“綁架”的感覺。

　　季羨林已經(jīng)不屬于校園，他遠離了校園的人群。

　　在季逝世前后，風波迭起。我在北大校園看見有大字報。學生們抗議“對一個老人的不人道”。

　　孩子們的直感是對的。由于財產(chǎn)糾葛，校方表示難以介入。

　　人皆有老。老去的親人，和自己的老境。

　　社會應該如何對待老人？

　　人到衰老，是否還應該承擔社會公共角色？

　　老年人在生活料理和與外界交流都必須依賴于他人的時候，會產(chǎn)生一種趨從心理，一種恐懼感。也有相反傾向。

　　老人是需要監(jiān)護的，公平正義與仁愛的監(jiān)護。如何維護老人的獨立與尊嚴、安寧與健康？這是一個倫理與人性關懷問題。

　　老年性心理的蛻變，就是偉人也難以避免。

　　無論出于公益還是私利，季羨林這位孤獨老邁的北大教授都被人使用得太過分。

　　先是作為一個學者被使用得過分，后又作為一個老人被使用得過分，季羨林現(xiàn)象，是一次新的造神運動。然而造神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所以崩潰來得很快。

　　其結果是“壽則辱”。所有的垃圾又都倒在了季羨林的頭上。

　　最后一次見季羨林，是2009年4月。

　　我告訴他，我將去臺灣。我要去尋訪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的蹤跡，為他們掃墓。季向我講梅校長當年在清華的口頭禪“大概”“如果”“也許是”，重復地講。神態(tài)茫然。

　　突然間，他提出：“還有傅斯年”。他的這位山東老鄉(xiāng)，是以風骨耿直和保護青年聞名的。

　　季羨林最后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在校園，在清華和北大。

　　有的東西，看似柔弱，卻連廣宇透光陰，是民族的血脈。

　　昔季羨林米壽，父親曾為我書寫賀幅為：“溫不增華 寒不改葉”。

　　先生一走兩年了。請受曼菱一炷心香吧。

　　2011年7月于昆明

　　本文原題：季羨林——追念與思考

　　原載：《當代》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