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20世紀中國通史編纂的熱潮中，顧頡剛對經學在中國通史中地位的認知與他的“疑古先鋒”形象既有吻合之處，也存在較大反差。他以經書辨?zhèn)螢榍疤?，批評傳統(tǒng)經學研究中的家派之爭和以圣賢為中心的思想，反映了其對真通史的執(zhí)著追求。同時，他肯定經學在中國通史編纂中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欣賞傳統(tǒng)經學研究中的疑古精神與考據(jù)精神，強調現(xiàn)代經學研究是撰寫中國通史的根本，體現(xiàn)了化經為史的時代精神。顧頡剛對經學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tài)度與惟真惟實的學術品格，有助于我們理解現(xiàn)代經學研究和中國通史編纂之間的互動關系。
關 鍵 詞：顧頡剛 史學通識 中國通史 經學
作者簡介：王紅霞，女，歷史學博士，聊城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聊城大學博士科研啟動基金“經學與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演進”(321051511)。
經學與現(xiàn)代史學的演進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環(huán)，如何認識與處理經學是編寫中國通史中的重要問題。20世紀是新式中國通史編著的“大豐收”時期①，自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的觀念以后，“科學的歷史”、“民眾的歷史”成為這一時期通史寫作的新口號、新追求，傳統(tǒng)的經學研究、史學研究的價值體系亟待重新評價。作為“疑古先鋒”的顧頡剛，對于經學在中國通史中的地位與影響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目前，國內學術界對顧頡剛在通史編纂領域的追求與貢獻頗為關注②，但對他在這一領域的經學認知則較少涉及。一般認為，顧頡剛激烈的反傳統(tǒng)形象已經與《古史辨》一起，深深地印在了人們的腦海里，因此，他對經學在中國通史編纂中的地位認知，容易給人的印象是以批判、否定經學為主，而實際上，顧頡剛史學通識視域中的經學認知是多元的，甚至與他的“疑古先鋒”形象有較大反差。
顧頡剛的史學通識，主要指他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具有強烈的貫通思維，并能夠在史學研究中堅持把握全局、通達整體的理念。相比會通古今的通史意識，這一理念更注重不同研究領域在內容、方法與思想等方面的統(tǒng)籌與整合。在經史關系的認知上，顧頡剛的史學通識主要體現(xiàn)在他將對經學的批評與對真通史的追求、對經學的肯定與化經為史的使命結合起來，視經學研究為編纂中國通史的根本。一方面，顧氏懷疑經說，既反對統(tǒng)治者利用經學維護專制制度，又反對中國通史編纂中對經學的尊崇，義務擔當起“真通史”的守護士；另一方面，他倡導在中國通史編纂中用“歷史演進”的原則研究經學，肯定經學在中國通史編纂中的史料價值、文化價值，欣賞傳統(tǒng)經學研究中的疑古精神與考據(jù)精神，強調現(xiàn)代經學研究是撰寫中國通史的根本，體現(xiàn)了化經為史的時代使命。本文擬從顧頡剛史學通識視域中的經學態(tài)度切入，探討中國史學在走向現(xiàn)代化進程中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有助于我們理解現(xiàn)代經史關系的演進。
一、對經學的批評與真通史之追求
顧頡剛以疑古辨?zhèn)畏Q著，視“惑經”為通史編纂的前提，他對經書的辨?zhèn)?、經今古文之爭的研究、傳統(tǒng)經學思想的批評都滲透著這一思想。他認為，只有在“惑經”的過程中探求偽成分的由來和原因，才是真正地解決經學問題，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通史編纂也必定會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一，辨?zhèn)谓洉侵袊ㄊ肪幾氲那疤?。經書原本是古代國君和卿大夫們日常應用的工具書，但西漢獨尊儒術，經師造偽之風盛行，經書失其本真，造成古史真假難辨，因此，辨?zhèn)谓洉苯雨P系到通史的可信性問題。顧頡剛全面懷疑經書，認為經書是一筆“糊涂賬”。形式上，經書以及與經書相關的傳、注、疏等體例的版本頗多，但各種體例、版本之間的區(qū)分度較為模糊；內容上，經傳中的“義理”常常與史事雜糅在一起，這就使得經傳內容真相似是而非，舛誤之處較多，后人很難能夠尋出它們各個的原貌。因此，經書只是眾多古史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非“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剝除經書的層層粉飾，才能建設可信的古史系統(tǒng)。
顧頡剛辨?zhèn)谓洉?，沒有簡單停留在對經書本身真?zhèn)蔚年P注上。在他看來，經書是反映歷史問題的一個窗口，經書的形成過程、版本流傳、文字校勘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環(huán)境是歷史大背景中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上說，辨?zhèn)谓洉鴨栴}也是史學問題。以辨?zhèn)巍洞呵铩窞槔呵飳W與中國古代政治變動緊密相關，古人為了變法常常任意曲解《春秋》，使《春秋》由學術著作逐漸變?yōu)檎卫玫墓ぞ?。為了剝除這些蔭蔽，顧頡剛依著時代排序，將《春秋》經傳分為四種：《春秋》本經、《春秋》三傳、經的《春秋》、史的《春秋》[1](P499-500)，以不同經傳之間的“闕文”“衍文”“誤文”“異文”“異解”等為重點，從中歸納出抵牾之處。他對春秋經傳及《國語》的考辨意見，都集中體現(xiàn)在了《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一書中③。顧頡剛以歷史演進的眼光考辨經書，開啟了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一種新的辨?zhèn)畏妒?mdash;—將經書與歷史背景相結合，相對固守經學家說、曲意逢迎甚至望文生義傳統(tǒng)經書辨?zhèn)危瑹o疑是一種超越，是“新史學”時期編纂中國通史的重要前提。
第二，打破經學家派之爭，倡導理性批評精神。經今古文之爭始興于漢代，是經學史上歷時較長、影響較廣的家派紛爭，厘清經今古文之爭是透視中國古史的重要渠道。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受古文家章太炎與今文家康有為的影響，開始接觸并了解經今古文之爭。相比章太炎、康有為的家派之學，顧頡剛則更進一步，他以“萬物齊觀”為宗旨，在辯證地分析經今古文兩個派別優(yōu)缺點的基礎上，將視線一路向前延伸，追溯至經今古文之爭的源頭，并力圖結束這一公案。他指出：“蓋如不從辨別經學家派入手，結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從家派中求出其條理，乃可各還其本來面目。還了它們的本來面目，始可以見古史之真相。所以，這番工夫雖苦，卻不是勞而無獲的。”[2](P346)的確，“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3](P177)，健康的學術研究是沒有壁壘的，劃地為營，意氣之爭，必然導致學術僵化。經學傳承以闡發(fā)正統(tǒng)觀念為核心，經今古文兩派“各欲擁戴一家，以自夸耀，愈古則名其美。是故雖有獨得之學，不敢創(chuàng)獨立之統(tǒng)系也”[4](P108)，使得今古文兩派各自的優(yōu)點囿于門戶之見，“為了他們的擁護一家派以攻擊別家派的成見，所以他們仍不能作客觀的研究”[5](P417)，本質上是政治斗爭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反射與回聲。因此，解決經今古文之爭，只有堅持理性的史學批評精神，運用歷史演進的方法分析這一紛爭在歷史中的變遷軌跡及原因，才能保證古史研究的客觀性。
所謂理性的批評精神，首先表現(xiàn)為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權威，經今古文之爭在這方面較為欠缺，顧頡剛批駁說：“以前研究學問，總要承認幾個權威者作它的信仰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之下，自然會得分門別戶，成就了許多家派。我們現(xiàn)在，要徹底破除這種英雄思想，既不承認別人有絕對之是，也不承認自己有絕對之是。”[6](P367)其次，理性的批評精神，還需要“求智識”的態(tài)度，傳統(tǒng)學者正是缺乏這一意識，才造成了中國學術研究因襲多而創(chuàng)新少。顧頡剛批評說：“他們不用了求智識的態(tài)度去研究事實，單用了信仰宗教的態(tài)度去作圣人的繼承者，這是他們的大誤。”[7](P311)理性的批評精神是顧頡剛得以開展學術研究的源頭活水，他宣稱理性批評精神的重要性，意在糾正傳統(tǒng)經學研究的種種流弊，倡導科學的研究風氣，促進現(xiàn)代史學研究的健康發(fā)展。
第三，打破以圣賢為中心的經學思想，樹立以民眾為中心的通史理念。顧頡剛認為，整理中國歷史之所以如此艱難，是因為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多是圣賢生活的文化，記載一般民眾生活文化的材料只有寥寥數(shù)語，他寫道：“被編輯的《十三經》里的若干部《經》和《傳》《記》……這些《經》《傳》《記》的作者，他們的說法雖有不同，然而他們的觀點、立場是相同的，所以無論他們所處的時代遲或早，他們的工作地點在朝或在野，可是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他們的眼睛都集中于當代或古代的統(tǒng)治集團，很少涉及被統(tǒng)治的人民”[8](P437)。以“十三經”為中心的古代典籍是圣賢文化的載體，舊的通史著作大多以典籍為資料依托，所闡述的目標群體主要集中在“統(tǒng)治集團”，多以貴族為主體，以圣道王功為主要內容，而廣大下層民眾則被邊緣化，現(xiàn)代中國通史編纂的目的就是試圖恢復民眾歷史的面貌。
關注民眾文化是顧頡剛擬編中國通史的重要特色。1928年3月7日，顧頡剛為《民俗》周刊作發(fā)刊詞，題為《建設全民眾的歷史》[9](P14-15)，表達了顧頡剛在圣賢文化之外建設民眾文化的堅定信心，具有濃厚的平民主義色彩。1928年3月20日，顧頡剛在嶺南大學發(fā)表了題為《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的演講，提出了“研究舊文化，創(chuàng)造新文化”的口號，號召在圣賢文化之外解放出民眾文化。他明確表明立場：“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受著時勢的激蕩，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貴族為中心的歷史，打破以圣賢文化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歷史，而要建設全民眾的歷史。”[10](P574)現(xiàn)代通史的寫作，不應該再延續(xù)傳統(tǒng)史學正統(tǒng)觀念，而是要嘗試構建國民意識觀念，改變對歷史主體的認知。顧頡剛號召打破傳統(tǒng)通史著作中以圣賢為中心的原則，倡導建設以民眾為歷史主體的敘述方式，既是思想革命，也是史學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