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第24屆布達佩斯國際書展在位于布達的千禧公園內(nèi)開幕，旅匈作家、翻譯家余澤民在開幕式上被匈牙利政府授予了“匈牙利文化貢獻獎”。

余澤民（中）獲“匈牙利文化貢獻獎”。 余澤民供圖

頒獎詞稱“他一個人相當于一個機構(gòu)，當代匈牙利文學通過他得以在中國站一席之地”，他在這個領(lǐng)域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持人介紹了余澤民坎坷而多彩的經(jīng)歷，以及他與匈牙利文學結(jié)下的特殊緣分。十五年來，余澤民先后翻譯了凱爾泰斯·伊姆萊、艾斯特哈茲·彼得、納道什·彼得、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馬洛伊·山多爾、道洛什·久爾吉、蘇契·蓋佐、巴爾提斯·阿蒂拉、德拉古曼·久爾吉、馬利亞什·貝拉、繆勒·彼得等多位匈牙利名家的約20部作品，這些作品在中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余澤民在發(fā)表獲獎感言中說：“翻譯家是孤狼，很少站在大庭廣眾之下，事實上，很少能獲得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不管怎么說，我心安理得地接受此獎，因為我確實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奉獻給了文學翻譯，并在匈牙利文學中找到了一個屬于我自己的王國。我在匈牙利生活了二十六年，可以這么說，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匈牙利文學于我，是一個精神的避難所，我在那里不僅有安全感，而且感到自己是個有用之人。我為自己能夠在中國成為這個美麗小國的偉大文學的代言人而感到自豪。”

余澤民獲獎獎狀

2016年底，記者曾與余澤民有一場長談。余澤民從他初到舉目無親的匈牙利時說起，說起他為謀生而從事過的一個又一個的職業(yè)，說起他玻璃鳥一般透徹而無所遮掩的生活，說起曾施恩于他的朋友們，當然還有在他生命中有著絕對地位的文學翻譯。

“其實我去的時候，連匈牙利在哪兒都不知道”

1991年，我坐了十天火車，終于抵達布達佩斯。當時介紹我過去的那位同學其實早去了維也納，他知道我已經(jīng)破釜沉舟了，所以沒敢告訴我。我在火車站等到人群散盡，一個人拿著一張照片過來說，“你朋友讓我來接你”，我就跟著這個陌生人去到距離布達佩斯兩百多公里的小城，塞格德。

“當時是非走不可了。我們班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國了。其實我走的時候連匈牙利在哪兒都不知道，只是因為匈牙利不要簽證。”

孤身一人被扔到匈牙利之后，余澤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一個私人診所里當醫(yī)生，半年后，匈牙利恢復(fù)簽證，余澤民失去了身份，隨時面臨著被遣送的危險。“后來有一天，我周一去上班，發(fā)現(xiàn)整個診所都搬空了，連個床都沒有了，我坐在那兒就哭了，于是從1992年的四月份，我一瞬間就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當時真的連給家寫信的郵票錢都拿不出來。”

“我曾經(jīng)寫過一個短篇叫《玻璃鳥》，在匈牙利最開始的那十年，我的生活狀態(tài)就像是透明的玻璃鳥，五臟六腑都能被人看到，簡單又單純。”

1992年，余澤民開始居無定所的生活。“幸好我人緣不錯，有一大群朋友愿意幫我。有的朋友怕我抑郁，給了我很多書讓我看。我在匈牙利讀的第一本小說就是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第二本是《鳥人》，第三本是《大衛(wèi)·科波菲爾》。《大衛(wèi)·科波菲爾》對我做人的影響特別大：一個善良的人在任何環(huán)境下都要保持他的善良。”

除了精神上施以援手，余澤民的朋友也在生活上給他很多照顧。“好些朋友都給我一把鑰匙，說你要是沒地兒去了就來我家。所以我有一大串鑰匙，得有20來把。幾乎每天都有朋友問你干嘛呢，你有地兒吃飯嗎，沒地兒吃飯就跟我走吧。”余澤民說，那一大串沉甸甸的鑰匙是他彼時最大的寬慰。

持續(xù)到1999年，余澤民在布達佩斯一個華人報紙那兒找到一個工作：翻譯一些當?shù)匦侣劊缓筮M行編輯，這樣做了三年多。

“到2002年時，我開始翻譯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時候，基本上就專門做翻譯了。但是仍然掙不到錢。期間我還教過太極拳，假期的時候跟著朋友去他家鄉(xiāng)做果農(nóng)、蒜農(nóng)，每天能掙幾美金，我們干一個月，攢一點錢就一幫人拿著錢去旅游。”

余澤民在正式做翻譯以后，開始漸漸接觸到匈牙利的導(dǎo)演和一些編劇，只要涉及中國的題材，他們就會找到余澤民。

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中關(guān)于神父那個角色的對白基本都是余澤民寫的。“有好幾場戲，都是我寫的。后來我也幫張藝謀弄《歸來》的一個角色，因為我學過醫(yī)，搞過心理學，前幾年我還寫過一個關(guān)于精神病院的報告文學，他們也覺得我可能會懂。就等于說這些方面其實我沒幾個是專精的，但我都有涉獵。這就是我的經(jīng)歷給我留下的寶貴的財富。”

年輕時余澤民

余澤民翻譯的第一本凱爾泰斯的作品是《英國旗》，從2003年到2006年，余澤民譯、冒福壽審校了四本凱爾泰斯作品——《另一個人》《命運無?！贰洞蛉沼洝泛汀队臁逢懤m(x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7年，余澤民前往柏林，拜晤長居于此的大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隨行帶著自己翻譯的四本凱爾泰斯作品。作家先請他喝咖啡，后來開了一瓶酒，又留他吃午飯，聊了四個小時。臨走時，將近八十歲的凱爾泰斯擁抱他三次，對他說：‘所有翻譯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親人。’”康慨在《余澤民——瘋狂的翻譯家》中如是寫到。

【對話余澤民】“翻譯必須做原作家的代言人”

澎湃新聞：你在27歲左右到匈牙利，在那里生活了26年，其實你主要的人生經(jīng)歷以及后來的志業(yè)都是在匈牙利完成的，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寫作，是立足于中國的寫作還是匈牙利風格更明顯的寫作？

余澤民：就我個人而言，從1991年到現(xiàn)在的成長才是真正的成長，匈牙利對我的影響絕對超過中國的影響，但是我對中國的情結(jié)遠遠重于匈牙利，因為畢竟是我的出生地。但是匈牙利文化在情感方式、交流方式甚至語言的特色方面都對我有很深影響，有時候我寫小說時的對話，最開始是用匈牙利語在腦子里組織的，然后用中文寫出來。

我也非常努力地想讓自己有一種語言風格，如果我在國外生活25年，寫的東西還是跟中國本土作家的寫作風格一樣，那太沒意義了。我想在語言上、文體上有自己的特色，我是故意保留別人所認為的翻譯小說的特色。我不喜歡那種在國外生活了很多年卻還是用中國本土作家的語言、視角、結(jié)構(gòu)、敘事形式，去寫一堆中國人勾心斗角的事情，甚至連題材都跟國外沒有任何關(guān)系的寫作。比如《北京人在紐約》，其實他并沒有跨文化。我寫小說時，我的語言和題材一定不是本土作家可以寫出來的，所以別人說我的東西一看像個外國小說，這很正常。

余澤民與翻譯同行

澎湃新聞：你在進行翻譯的時候有什么是特別注意的？

余澤民：翻譯必須做原作家的代言人。你要理解他的本意，然后用恰當?shù)姆绞奖磉_出來。比如我在翻譯凱爾泰斯的語言時，我就盡量保持他的語序，因為他是故意那樣結(jié)構(gòu)的。比如他寫“迄今為止謊言一直是真理，但是到了近些年謊言都不真實”，一定不要按照你的邏輯給他倒過來。

還有匈語中不分男他女她，我曾經(jīng)翻譯過一段講男女關(guān)系的，他就故意玩了一個幽默，他寫兩個人相愛，但是未描述性別，看到最后你才知道是男同性戀。但是你在翻譯的時候一定不能“劇透”，不然就會索然無味。

我覺得一本翻譯文學作品讀上去像一個中國人寫的書，那翻譯肯定是失敗的。人家原來的語言特色你要表現(xiàn)出來，雖然可能讀者不懂匈牙利語，但你要讓他讀到匈語的表達。

澎湃新聞：你在匈牙利的閱讀是怎樣的？

余澤民：我出國之后基本不看本土作家的書，原因之一是我覺得題材上離我很遠，比方說寫改革之后反貪啊留守啊下崗等題材，或者諜戰(zhàn)題材，這個跟我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不會勾起我任何閱讀欲望。所以我最厲害的本事是挑外國人會喜歡的中文小說，可惜沒有人問過我，很多中國自以為外國人會喜歡的小說實際上是不會受到歡迎的；第二個原因就是語言，我讀了和翻譯了那么多書之后，我發(fā)現(xiàn)歐洲文學非常注意語言的質(zhì)感，但中國的大多數(shù)作品都不在意，這是事實。

澎湃新聞：匈牙利的作家中，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余澤民：從思想性上講我最喜歡的是凱爾泰斯。在讀他的書之前我沒有接觸過這樣的作家，他有種使命感。凱爾泰斯曾說他覺得他應(yīng)該寫奧斯維辛，他說他是奧斯維辛的代言人，他說如果奧斯維辛沒有被大家記住，等于上帝就失敗了。他有那么一個使命感，盡管很少有人聽他說。在他得諾獎之前好些匈牙利人不知道他，他其實很孤獨。我上回也問過他，他說他獲獎之前一共有9本書，9本書總共印了不到7000冊。他拿到諾獎是因為德國人的推薦，他所有的書都翻譯成了德語，在德語界影響很大。

現(xiàn)在小說家我最喜歡的是納道詩·彼得（Nádas Péter），我翻譯了他的《平行故事》的兩卷，他的作品更有文學性和可讀性。他不講那種線性故事，他小說的結(jié)構(gòu)很復(fù)雜，像偵探小說一樣；他喜歡通過人與人的身體關(guān)系，來講述人與人的關(guān)系，這可能是他非常原創(chuàng)性的內(nèi)容，就是說他寫了好些關(guān)系，你覺得既不是真正的愛情也不是純粹的情色，有同性的曖昧但又不是同性戀，而是這個男人與男人之間的相互控制。艾斯特哈茲我也很喜歡，我喜歡他那種幽默的貴族范兒，他從骨子里頭有貴族氣質(zhì)。

澎湃新聞：你翻譯最多的還是凱爾泰斯的作品，他執(zhí)著于寫奧斯維辛和他猶太人的身份有必然聯(lián)系嗎？

余澤民：他是一個很復(fù)雜的人。他血緣是猶太裔，但是他本人既不會希伯來語，家族也不信猶太教，所以他對猶太人的文化是持保守與隔絕的態(tài)度的。但是納粹就是因為他有這個血緣把他給抓走了。所以他一生充滿了各種的誤解和錯位。

他獲得諾獎以后，匈牙利人不喜歡他，說他是猶太作家，因為他在小說里總在講奧斯維辛，總在剖析猶太大屠殺，但實際上他并不是，他是把這個作為一個事件，而不是因為他是個猶太人。他甚至在《另一個人》里寫過，他對很多猶太人崇奉的以色列首都是沒有歸屬感的。

別人給他的標簽和他自己的認知是不一樣的，他認為自己就是一個跨越種族的作家，但是別人按照那些標簽會因為他的血緣去抓他，因為他的血緣去抨擊他，甚至有匈牙利人會拒絕他。直到現(xiàn)在還有好些匈牙利人不喜歡他，因為他總是批評匈牙利政府對二戰(zhàn)大屠殺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