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xiāng)知青的“奢望”

　　在一次藝術(shù)和體育類教育招生的調(diào)研會上，報告里列出了幾種舞弊或不規(guī)范的案例。

　　劉海峰拍著紙上的案例，又在會上調(diào)侃，可以增加一個親身經(jīng)歷的。

　　在1977年高考前，他曾參加過一場美術(shù)專業(yè)的招生考試。他事后才得知，自己文化成績排名第一、美術(shù)專業(yè)成績進入前四名，但在四選二時，“沒有找任何關(guān)系，最終沒被錄取”。

　　參會的專家開玩笑：“幸虧30多年前沒錄取你，要不然非但你上不了廈門大學，我們還少了一位難得的高考專家。”

　　大家哈哈一笑過去了。

　　對權(quán)力、金錢和人情關(guān)系的關(guān)注和警惕，始終是他性格和研究上的一種基色。

　　他認為分數(shù)是那些沒有家庭背景考生的“硬實力”：“面試強調(diào)見多識廣、談吐不凡，但現(xiàn)在農(nóng)村考生缺少見世面和交流的條件。這就是選拔多樣人才和維持公平方面的兩難。”

　　當年，他在農(nóng)村插隊時，隊里5個知青，共同的心愿是早日“上調(diào)”到城里做一名工人。如果再奢侈點，能被推薦讀個中專，“就更好了”。

　　推薦上大學，對當時的劉海峰來說幾乎不可能。

　　他的父母從福建師范大學畢業(yè)后，在龍巖縣任教，“文革”中因家庭成分不好受到?jīng)_擊，更無關(guān)系可走。在隊里勞動，別人一天掙10工分，他拼命干，因為不熟練，拿4.5分，“看不到希望”。

　　生活唯一的信心來自母親從任教的中學借出的圖書。

　　輪到他負責看水渠時，知青間傳閱的《牛虻》被他一口氣翻了六遍。在地里看西瓜時，他點著一盞油燈看完了《第二次握手》。工余時間知青們猜拳喝酒、抽煙聊天，他一個人關(guān)在屋里，和屋下的牛相伴，“做書呆子”。

　　那些描寫主人公曲折事業(yè)、生活和愛情的小說，像別人的酒，被他借來澆了自己心里的塊壘。

　　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通知傳遍鄉(xiāng)野時，他也不被看好。母親單位的同事像是提醒一樣，“你家這種身份，孩子能考上中專就不錯了。”

　　壓抑感一直持續(xù)到他辦理檔案轉(zhuǎn)接手續(xù)那一天。他拿著廈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走到耕山隊隊長家門口時，聽見一位一起下鄉(xiāng)的干部子弟對隊長說，“海峰考上廈門大學，這下可痛快死了。”

　　“恢復高考不是簡單地恢復了一種考試制度，而是社會公平與公正的重建。”恢復高考30周年時，有學者在東莞舉行的一場座談會上說。

　　對公平與公正的追求，成為他身上的一枚烙印。被權(quán)力尋租的不安刺激著，在高考改革的問題上，他始終堅持剛性指標為主，輔之以多元的考核。

　　“滅火員”

　　劉海峰性格溫和，從小外號“秀才”。劉海平印象中，哥哥言語不多，從來不會與人爭得臉紅脖子粗的。

　　那時，劉海平不會想到，十幾年后，文弱的大哥會成為舌戰(zhàn)群儒的“戰(zhàn)士”。

　　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后，劉海峰開始研究高考，包括中國古代科舉和現(xiàn)代高考制度。

　　近30年中，恢復高考激起的求知熱潮逐漸演變成“唯分數(shù)論”，廣受詬病。要求廢除高考的聲音從未斷絕。

　　“每當我看到，一些中學生被應試課業(yè)壓得沒有歡樂，就覺得高考制度非改革不可；每當我看到，一些人為了子女加分而弄虛作假，就覺得高考制度非堅持不可。”2010年，劉海峰在一個教育改革的論壇上公開表達自己對改革的心態(tài)。

　　高考恢復30年時，有學者撰文稱，改革開放30年，“77、78級”大體扮演了新思想的傳播者、舊秩序的改革者、新體制的維護者三種角色。這個論點被劉海峰引用進論文。

　　他把自己稱作“為高考保駕護航的人”——反對廢除高考，主張以統(tǒng)一的剛性指標為主，循序漸進開展多元的考核。

　　“高考造成了區(qū)域不公”、“高考是計劃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高考導致中國未能獲得諾貝爾獎”、“減少高考科目可以減輕學生負擔”、“要像清末廢科舉那樣廢高考以尋找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他寫文章一一指出這些言論隱藏的誤區(qū)。

　　像個滅火員，哪里燃起一把火，他就搜羅史料，通過辯論試圖熄滅一些盲目聲音。常常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高考并非萬惡之源，而是各種教育及社會矛盾的集合點。如果重人情與關(guān)系的社會氛圍沒有改變，如果誠信體系沒有建立起來，即使‘將高考送進墳墓’，不久后也還得將它重新請出來。”他強調(diào)。

　　因為替高考辯護，媒體把他和呼吁素質(zhì)教育的“激進派”擺在一個版面上，稱他為“保守派”。來約稿的編輯一開口就說，“您是極力捍衛(wèi)高考的一位學者……”他糾正：“應該說我是理性維護高考的一位學者”。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明確提出，“逐步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制度。”

　　媒體來采訪他，他肯定之余不忘潑冷水：要防止“多元錄取”變成“多(銀)元錄取”、“多權(quán)錄取”，防止孩子的才學考試競爭蛻變?yōu)榧议L的關(guān)系能量競爭。

　　對社會給予期望的“綜合評價”，他也持謹慎的樂觀：此前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試點效果不錯，但他們范圍小、有面試，風險可控。大規(guī)模的人才選拔，還是需要可以量化的剛性指標，“否則就可能變得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