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七年來，四川成都金牛區(qū)人鐘嘯偉認為自己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結婚的他，婚前檢查時，血樣經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其血樣HIV抗體為陽性。誰知，7年后沒等來死亡卻檢出不是艾滋病，而賠償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近日，鐘嘯偉表示，打算起訴兩家疾控中心，要求道歉和賠償。(12月4日澎湃新聞)

　　生死攸關的事，怎么搞錯了？原來，四川省疾控中心保存的血樣根本不是鐘嘯偉的，出錯可能與血樣檢測登記信息漏洞有關，換言之，血樣檢測登記信息被張冠李戴了。另一個細思極恐的問題是，鐘嘯偉原本正常的血樣檢測登記信息是否“錯配”給了真正的艾滋病人？　　有一種活法叫生不如死，被誤診為艾滋病大概就是這種情形。7年“被艾滋”徹底改變了鐘嘯偉的人生，且不說“眾叛親離”，其未婚妻更是因此出走至今音信杳無生死不明。“被艾滋”是極其偶然的個案，但對當事人及其家庭來說則是百分百的災難。

　　從鐘嘯偉確認“被艾滋”迄今已近兩年時間，但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賠償問題也遲遲沒有解決，連一聲道歉都沒有。金牛區(qū)疾控中心說，對于檢測結果一事壓根沒有介入；成都市疾控中心說，希望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四川省疾控中心說，實驗室只對送檢樣品負責，當年送檢樣品檢測流程沒有問題……“皮球”一次次踢給“等死”7年的鐘嘯偉。

　　經過近兩年的求告無門，根本沒有經濟能力應付法律程序的鐘嘯偉，終于在第30個世界艾滋病日來臨時萌生了打官司的想法，這是不得已的、最后的維權途徑。事實上，事件原本不必費時費力對簿公堂。明明疾控部門搞錯了，給當事人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給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和賠償，有這么難嗎？

　　類似情形似曾相識。去年，媒體曝光了河南農民楊守法“被艾滋”8年后“康復”的悲劇，引發(fā)廣泛關注。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當事人生不如死，出錯原因疑為血樣登記錯誤，補償無標準雙方形不成共識，一拖再拖后相關負責人建議走法律途徑……當時相關部門承諾繼續(xù)協(xié)調賠償，并安排專人對口扶貧，但最終如何解決的至今未見公開信息。

　　在法律無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下，“被艾滋”如何賠償考驗著相關部門的智慧和情懷。直面問題的同時，更要完善艾滋病篩查機制，堵死每一個可能出錯的環(huán)節(jié)，防止悲劇重演。在鐘嘯偉“等死”的7年中，多達13次的醫(yī)學隨訪哪怕有一次得以落實，也不至于出現(xiàn)今日無法收拾的局面。說到底，相關部門首先須正視過錯、深刻反思、及時整改，而問責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