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shù)胤Q救好友屬“履行特定義務”

　　張正祥遺體出水的那一天，周萍的“征途”才真正開始。

　　打撈遺體那幾天，曾有現(xiàn)場工作人員向周萍表示，張正祥因救人而身亡，可以向主管部門申請“見義勇為”。這樣一句話，周萍記在了心里。料理完丈夫身后事之后，在事發(fā)地安德鎮(zhèn)政府的幫助下，周萍向郫縣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提交了認定申請。2016年7月6日，周萍收到了上述單位出具的回復書。

　　結局沒有讓周萍如愿。新京報記者看到，這份回復書中稱，根據(jù)《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的規(guī)定，張正祥和于強二人“施救落水同伴”的行為，不屬于見義勇為。

　　《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中，將“見義勇為”定義為“公民在履行特定義務以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chǎn)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各種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郫縣綜治委一名工作人員回應稱，由于于強和張正祥所救人員為其二人好友，且家庭集體出游屬于一種“邀約”，因此屬于“履行特定義務”，不予認定“符合規(guī)范”。

　　在周萍看來，丈夫因救人而溺水身亡，應當?shù)玫秸J定。她奔走于郫縣和成都市兩級主管部門之間，并聘請了律師。由于申請過程一直無解，周萍說，自己打算在12月底，針對郫縣政府啟動行政訴訟程序。

　　- 追問

　　如何界定救人行為中的“特定義務”？

　　“特定義務”產(chǎn)生原因分3種：法律規(guī)定、先行行為、職業(yè)要求

　　周萍介紹，郫縣和成都兩級主管部門，在拒絕其認定申請時，均引用《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中，對于“特定義務”的限制。

　　周萍的代理律師李凱告訴新京報記者，特定義務屬于法律義務，不能隨意擴展。法律上的救助義務包含兩類，第一類是近親屬之間，第二類依據(jù)法理，救助義務還產(chǎn)生于“共同從事危險行為時”。李凱認為，在事發(fā)時，張正祥等人并沒有約定玩漂流，因此沒有“共同從事危險行為”。針對落水的同伴，他實際不負救助義務。

　　讓周萍不明白的是，僅僅因為丈夫救助對象系“熟人”，性質便產(chǎn)生了變化。那么，“特定義務”如何界定？在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常莎看來，救助義務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因產(chǎn)生的，一是法律規(guī)定，例如父母對孩子，二是先行行為(先行行為：行為人實施了某種行為而使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處于危險狀態(tài)，使行為人負有防止或者排除這種危險發(fā)生的義務)，比如使他人處于危險中，有能力施救就必須施救，三是職業(yè)準則要求，比如警察面對暴力犯罪。常莎表示，當前法律并未規(guī)定朋友之間有救助義務。如果被救助者的危險情況，并非因救助人的行為造成，就不能認定有“救助義務”。

　　是否有必要出臺統(tǒng)一認定標準？

　　贊成者認為可降低見義勇為風險，反對者稱成本太高

　　新京報記者查詢全國各省區(qū)相關條例后發(fā)現(xiàn)，有至少8省市明確限定，見義勇為人員是指，“不負有法定職責和特定義務”，救人或救災中表現(xiàn)突出的公民。而包括北京、江蘇、福建在內的省市，則沒有這一表述。

　　常莎稱，在國家層面，目前尚未建立針對見義勇為行為的統(tǒng)一標準，各地政府出于弘揚優(yōu)秀道德品質的考慮，對見義勇為者進行認定和表彰。在此種情況下，便會出現(xiàn)各地認定標準不一，部分救人者無法被認定為見義勇為的現(xiàn)象。

　　多名法律界人士認為，見義勇為系道德上的高尚行為，為了避免救人者陷入法律困境，國家有必要，也有責任出臺全國性的法律文件，對見義勇為的認定、獎勵、保護等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使全體公民敢于勇為，無后顧之憂。

　　法律學者齊東文表示，實現(xiàn)“國家標準”，要確定認定主體，并設計一套科學完整的程序，包括遞交申請材料、審核、認定、作出決定、支付救助金等。此外，還應明確獎勵標準。他表示，國外對此認定機制已經(jīng)成熟，對于施救者有相應規(guī)范，不贊同盲目施救，“要通過立法盡量降低見義勇為的風險。”

　　此外，也有律師認為，就當前環(huán)境來看，建立“國標”并不適合。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王學棉認為，國家統(tǒng)一立法成本太高，交給各個省市判定執(zhí)行顯得更加“經(jīng)濟”。不過其也強調，各省市在認定中，應嚴格遵循法律框架，不過分拓展認定“禁區(qū)”。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煜 實習生 張彤 本版圖片/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