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應該是自愿和與時俱進的，而應試作文常常忽略了這件事。”臺灣知名作家張大春近日在北京作客中國新聞網(wǎng)訪談節(jié)目時對記者說，應試作文應更重視學生的思維能力訓練。

今年的大陸高考剛結(jié)束不久，社會上對作文題目的討論尚在持續(xù)；在臺灣，每年關(guān)于應試作文該如何出題的爭論亦經(jīng)久不息。

張大春曾在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文章自在》序中提到，當前的各級升學作文考試，進一步將寫文章美好、活潑以及啟發(fā)思維的趣味完全抹殺。他對記者說，寫文章是一個人有文字運用能力后表達的意見及思想，寫文章應該是自愿和與時俱進的，而應試作文常常忽略了這件事。

張大春推算，一個孩子進入學校，從8歲到18歲，按每兩周或一周一篇作文計算，如果長大后不以文章為生，大概一生也就寫160至320篇作文。這數(shù)百篇作文，極少是由孩子自主命題或自發(fā)寫作，而是不得不寫。經(jīng)過如此訓練，他們自小就學會揣摩老師的命題深意、如何拿高分，甚至還有技術(shù)性判斷。

在他觀察中，兩岸在面對應試作文這件事情有相似之處，但亦有不同感受。過去幾十年，臺灣的作文考題從解讀曾文正公到對現(xiàn)實問題的思考，“多多少少算是種進步”，但仍停留在“術(shù)”的范疇，難以提升自主思考的能力；一次與北京四中、清華附中的語文老師交流，意外聽到他們“與臺灣教師不太一樣的做法”——調(diào)動學生自主寫作意愿、重視學生思維訓練。“不過面對的老師都來自頂尖中學，他們可能在大陸還是少數(shù)”。

張大春時常教人“寫作”，當回憶何時認識到自己會寫文章時，他說，大概在小學五六年級，學校老師為其爭取到給出版社投稿并“很有可能入選”的機會。根據(jù)老師意見交稿后，張大春發(fā)現(xiàn)文中有邏輯漏洞，更重要的是，按要求提交的作文“幾乎不能說真話”。向老師提出修改請求后，張大春開始重新撰寫文字。

從那時起，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對寫文章有細膩的且?guī)行缘倪壿嬎季S能力。

“我雖然60歲了，離18歲已過了42年。但我總認為，離高中時代還沒有太遠。這并非指心境還年輕，而是指學習狀態(tài)始終停留那個時候。”張大春透露，大學期間有五、六個學期都拿到獎學金，但所學并未深刻內(nèi)化，“不斷地寫作，不斷地找尋不同題材的寫作方式，應該就是我在彌補少年時期學習的不夠。”

大陸近期播出的親子類綜藝節(jié)目《詩書中華》邀請張大春擔任嘉賓。他告訴記者，“基礎教育”在其看來顯得尤為重要。

被問及最近寫作計劃時，張大春說，還沒有開始寫新作品的打算，一些舊作還需重新打磨。他透露，包括《大唐李白》的剩余兩卷及《城邦暴力團》的前、后傳等都在持續(xù)創(chuàng)作中。

張大春還談到當前臺灣保留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情況。

“剛到臺灣的朋友，或許是媒體的報道、或許是口耳相傳的風聞，都說臺灣保留中華文化更好。”張大春具體解釋，在其成長的階段，大概有二三十年時間，臺灣對國學有一種“義無反顧”的熱愛；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基于一些民粹的風潮，臺灣部分人出現(xiàn)了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抗拒。

他指出，這類抗拒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學校、家庭及社會教育上。舉例而言，1997年，臺灣立法機構(gòu)曾杯葛宜蘭太平山神木的保護經(jīng)費。有民意代表給出的擱置理由是，神木是根據(jù)其年份由同一時期的中國古圣先賢命名，而所謂“不是臺灣的志士仁人”。“古樹的保護被上綱上線，這件事情是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