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臺北煙草專賣局緝私警察毆打販賣私煙的女煙販激起民憤，進而引發(fā)全島民眾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統(tǒng)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運動。在黃幸的記憶里，“當時整個臺灣社會蘊藏著一種強烈的騷動氣息，路上行人匆匆、神色緊張”。
其時黃幸正就讀于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系。懷著滿腔熱血，他決定要有所作為。他和同學聯(lián)系了臺大醫(yī)學部的一個指揮部，計劃奪取當局的一個武器庫。由于人員協(xié)調(diào)、突降大雨等因素，行動后來取消了。
“如果那天行動，恐怕死難者不會少，據(jù)說軍警的機關(guān)槍都準備好了。”黃幸感慨地說，“當時只憑著一股學生的熱情，想要做點什么，完全沒有去考慮后果。”
“二·二八”事件中，當局大肆搜捕參與者，黃幸在臺北士林一戶曹姓人家的閣樓上躲了十多天。“士林的老百姓對學生是真好，這位曹先生不僅讓我住在他家，還每天來給我送飯。”
“二·二八”事件改變了黃幸的人生軌跡。他對當局的希望徹底幻滅了：“我們聚會中常常談到，‘白色中國’不行，‘紅色中國’或許還有希望。”
1948年9月，黃幸的父親把他送到基隆港，目送他孤身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輪。當時的他無法知曉，這竟是與父親的訣別。從此，他開始了與家鄉(xiāng)長達數(shù)十年的離別。
來到大陸后，黃幸展開了為新中國工作的人生新路。他參加過抗美援朝戰(zhàn)爭，曾被派往中國駐日使館工作，后來擔任過北京市臺聯(lián)的駐會副會長……退休多年，老人仍以“不改初衷、與時俱進”勉勵自己，他非常關(guān)心國家大事，尤其在臺灣問題、中日關(guān)系、中美關(guān)系等方面，孜孜不倦地做著許多翻譯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