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南宋紹興年間擔任過福建泉州同安縣主簿。彼時金門島隸屬于同安縣（今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qū)）管轄，朱熹對金門的行政管理、社會教化等事務(wù)頗為重視，曾不畏風濤之險親赴金門島考察。這次實地探訪，讓他對金門的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狀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自此，金門成為名副其實的“朱子過化之鄉(xiāng)”，朱熹的教化之舉，對金門后世的社會文化教育發(fā)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年），年輕的朱熹考中進士，踏入仕途，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他南下赴任同安縣主簿。在當時的官場環(huán)境下，盡管朱熹懷揣崇高的政治理想，卻因時局所限舉步維艱，諸多舉措難以推行。在此情形下，朱熹轉(zhuǎn)而專注于在同安推行教育事業(yè)。在教育領(lǐng)域，朱熹所遇阻力相對較小，且最終取得了顯著成效。

　　朱熹初到同安時，縣學因秦檜嚴禁程頤、程顥之學而長期破敗凋零：學舍損毀嚴重，少量僅存的藏書蟲蛀霉變、殘缺不全；學子們無經(jīng)可讀，每日清晨入學后不到中午便四散離去，終日懶散懈怠，沾染不少不良習氣。他們不研讀儒家經(jīng)傳原文，只知拿近時科舉中選的模范程文背誦模仿，潛心揣摩應試技巧，一心期盼借此博取功名、躋身仕途，全然不知科舉之外還有更為根本的儒學義理。朱熹對這種教化衰敗的景象深感憂慮，決心整頓同安儒學教育，重塑文化教化的正確路徑。自主管學務(wù)之日起，他接連發(fā)布《諭學者》《諭諸生》《諭諸事》等文告，明確縣學的辦學宗旨與核心綱領(lǐng)；隨后又制定詳細的學校規(guī)制，完善講論問難的教學方法。在朱熹的悉心經(jīng)營下，同安縣學迅速步入正軌，學子們的求學方向與目標也逐漸趨向端正。他發(fā)展了“志道、據(jù)德、依仁、游藝”四大教育理念，成為南宋以來儒學教化的鮮明旗幟，影響深遠。

　　從南宋至清代，金門在行政上始終隸屬于同安縣，朱熹在主簿任期內(nèi)推行的儒學教化，自然也覆蓋金門地區(qū)，金門民眾亦一直以蒙受朱熹“過化”之澤為榮。如今前往金門考察，仍能在多處見到“紫陽過化”“海濱鄒魯”等石刻、碑銘、楹聯(lián)與題詞，這些遺存皆是當年教化成效的生動見證。

　　朱熹曾冒著風浪之險親赴金門，與當?shù)馗咐?、學子研討學問、開壇講學，還專程拜謁金門的先賢勝跡。現(xiàn)今金門的牧馬王（陳淵）祠中，仍留存著朱熹當年題寫的詩句：“此日觀風海上馳，殷勤父老遠追隨。野饒稻黍輸王賦，地接扶桑擁帝基。云樹蔥蘢神女室，崗巒連抱圣侯祠。黃昏更上靈山望，四際天光醮碧漪。”

　　朱熹在金門的講學與教化，極大地激發(fā)了當?shù)孛癖姷南驅(qū)W之心，推動金門的文化教育持續(xù)發(fā)展，民風習俗也逐漸趨向儒學化。金門的文獻記載顯示，元、明、清及民國時期的士人，無不深切感念朱熹對金門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的開創(chuàng)之功。如林焜熿在《金門志》中引用《滄海瑣錄》所言：“朱子主邑簿，采風島上，以禮導民，浯既被化，因立書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戶誦，優(yōu)游正義，涵泳圣經(jīng)，則風俗一丕變也。”

　　金門地處閩南海上，按常理而言，這類交通不便的邊陲地帶，文化教育發(fā)展水平本應落后于內(nèi)陸核心區(qū)域，甚至可能存在較大差距。但金門卻是一個特例：千年來，金門民眾一代又一代秉承朱熹的“過化”精神，既勤耕不輟，又篤志向?qū)W，著力淳化社會風氣，使得當?shù)匚幕逃龑崿F(xiàn)了后來居上的發(fā)展。朱熹親臨金門的歷史佳話，給金門地方文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記?，F(xiàn)今金門最重要的書院——浯江書院，便獨具特色。與一般書院不同，它專門奉祀朱子一位儒者，內(nèi)設(shè)朱子祠，既不供奉宋代其他四位大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也不依托文昌帝君。在金門千年的文化教育歷程中，朱熹在民眾心中樹立起了神圣的精神豐碑。

　　金門島內(nèi)秉承朱熹“過化”精神的重教風氣，在當?shù)貧v代士紳和官府的共同努力之下，代代相沿，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金門士人中，不乏熱心推進儒學教育之人。例如，明代萬歷年間的舉人、進士蔡復一（字敬夫，號元履），不僅自身深耕朱子之學，對家鄉(xiāng)的文化教育事業(yè)也多有建樹。他在《重修同安縣儒學碑記》中寫道：“昆侖之水匯東南海，故道脈溯洙泗而演閩天也。朱子航濂、洛，達洙、泗，學李延平。而公之為教，實自同安始，則同之廟學，其興廢盛衰，常望乎天下。數(shù)百年修舉之故，籍能征之。”《金門縣志》記載蔡復一“師儒以道教人，邑父兄?？椭?。不及以事即致力廟泮之功，于地蓋親矣。然事則有司職之，而師亦曰非吾事也，吾受成焉耳。為父兄者職其事，而不能數(shù)親以師之，親而不敢使治其事，而代父兄治者，視父兄與師則俱有間矣。雖主其事而心益客之。此修廟泮之功，能年而不能世也。在郡國以固然，獨吾邑庠今役其功最巨而可永”。由此可見，他立志繼承朱熹之志、大興教化與重學之風的良苦用心。像蔡復一這樣致力于推廣儒學教育的士人，在金門并非個例，如黃杰、黃江、張應星、劉廷憲以及清代的張汝瑚等人，在中國儒學發(fā)展史上均占有一定地位。

　　在朱熹的影響下，金門不僅涌現(xiàn)出一批儒學學術(shù)人才，在科舉領(lǐng)域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尤其到了明清時期，金門的文化教育水平已躋身福建省前列，甚至位居全國前列。《金門縣志》的編纂者左樹燮自豪地寫道：“浯島科第輩出，不獨以文章重，諸德業(yè)可師者，亦足以示儀型而風后進。自廢科舉倡新學，金廈相接，風氣漸開，不特從前習舉業(yè)者，多研究新理，即青年子弟入大中小各學校，近亦有數(shù)百人?？h屬幅狹窄，籌款維艱，而小學之設(shè)計，已有二十余校，足見文學潮流蒸蒸日上，可大邑比隆矣！”

　　金門在明清時期僅是同安縣下轄的一個行政范圍約一百三十平方千米的島嶼，但卻在讀書求學、科舉應試方面展現(xiàn)出強勁實力，這一切都離不開朱熹“過化”的深遠影響。因此，在探討朱熹的歷史貢獻時，他將儒學向邊緣地帶推廣、推動閩臺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等方面的努力，顯然不應該被忽視。（作者：集美大學 劉慧欽，廈門大學 陳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