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家圖書館發(fā)布“日本細菌戰(zhàn)資源庫”，揭露相關史料1萬多頁，面向社會免費開放使用。“勿忘歷史，吾輩自強！”等話題迅速引發(fā)公眾強烈反響，超過12萬人為話題點贊。

　　罪行，即使逃脫國際法制裁，卻回避不了歷史的凝視。

　　詳實的史料背后，是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辦公室長達近10年的努力。而這些資料揭秘的史實，也讓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歷史的真相。

　　比對電文破譯密碼揭露

　　隱藏的罪惡

　　“JIG CHARLIE SUGAR”——蹦跳的糖查理，“BAKER　WILLIAM”——面包師威廉，“UNCLE SUGAR”——糖叔叔……

　　一份1947年5月，日本遠東司令部致美國戰(zhàn)爭部總情報部的電文，看上去莫名其妙、語焉不詳，這背后卻隱藏著“暗通款曲”的交易和不可告人的罪行。

　　最初拿到這份滿眼“暗號”的文件時，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辦公室申子超一頭霧水。就像諜戰(zhàn)電影中，許多密碼的解讀都要依靠一份解密的“母本”一樣，經過對1萬多頁往來電文的整理，他找到了一份與這份文件編號相同的電文。經過翻譯和比對，這些暗號身上的“秘符”迎刃而解。“BAKER WILLIAM”——Biological Warfare，細菌戰(zhàn)；“JIG CHARLIE SUGAR”——Joint Chiefs of Staff，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UNCLE SUGAR”——the United States，美國……

　　解密暗語的同時，文件的內容也被解讀，一個驚天的陰謀浮現(xiàn)在字里行間。

　　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雷亮解讀，這份電文涉及的日本戰(zhàn)犯，包括前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隊長石井四郎、生產部長川島清和部隊成員柄澤十三夫等。電文中提到，蘇聯(lián)方面的證人川島和柄澤確認日本進行了細菌戰(zhàn)人體試驗，對此，石井已默認。日本至少對中國軍隊實施了三次所謂的“實戰(zhàn)測試”，并于戰(zhàn)敗前夕在哈爾濱平房銷毀了400公斤曾計劃用于對中國實施細菌戰(zhàn)的炭疽菌。

　　此外，電文還指出，石井四郎的供詞暗示了他有上級。據(jù)美國情報人員推測，其上級可能是當時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的日本甲級戰(zhàn)犯。“包括1939年至1944年擔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梅津美治郎、1934年至1936年擔任日本關東軍司令的南次郎、1932年至1934年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的小磯國昭，以及1937年至1938年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的東條英機”。

　　電文中，石井要求取得戰(zhàn)爭罪豁免，這是讓他提供更多日本細菌戰(zhàn)試驗細節(jié)的條件。

　　“美國將把他們提供的信息保留在情報部門，不會用作戰(zhàn)爭罪的指控證據(jù)，以此取代戰(zhàn)爭罪的豁免。”這是美國國務院、戰(zhàn)爭部、海軍部三部協(xié)調委員會的內部討論中，認為可以告訴石井等人的結論。

　　這封電報說明什么呢？“它說明，日本對華發(fā)動細菌戰(zhàn)的行為并非某個人或某個部隊‘一意孤行’的產物，而是背后有國家層級的軍政要員指揮，日本政府完全知曉，美國政府心知肚明，這是一個國家行為。”雷亮指出。

　　而本次資料庫公開的另一封華盛頓高層與駐日盟軍最高統(tǒng)帥司令部的往來電文，則是這一觀點的有力佐證。

　　其中，美國國務院代表羅伯特·費爾里提到：“日本人已經取得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細菌戰(zhàn)數(shù)據(jù)……必須記住一點，在任何情況下，我們更關心的是防止某些其他國家得到我們自己正在索取的那些石井的資料……我相信這是一個正義須向更大利益讓步的時代……在我看來，花這么大力氣只是為了把兩三名日本人送上法庭，而代價卻可能是將極有價值的細菌戰(zhàn)資料暴露給了蘇聯(lián)或其他國家……我高度懷疑是否應該這么做。”

　　多部資料查找印證發(fā)現(xiàn)

　　閉環(huán)的證據(jù)

　　“民國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四日晨五時許，敵機一架于霧中在常德上空低飛，擲下谷麥、絮紙、氈棉及其他不明顆粒狀物多種……敵機拋擲谷麥等物后，在當時無任何不幸事件，迨第一可疑病例于十一月十一日出現(xiàn)，此例為十一歲之幼女……”

　　國家圖書館珍藏著這樣一份手稿，它以毛筆小楷，工工整整謄寫在泛黃的紅格稿紙上。

　　這是細菌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貴在1942年所寫的《湖南常德鼠疫報告書》手稿。萬言報告，真實地揭發(fā)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zhàn)的罪行。

　　雷亮介紹，代表國際檢察局的美國檢察官薩頓赴華收集到大量有關日本在華實施細菌戰(zhàn)的證據(jù)材料，并向國際檢察局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基南遞交了一份長達37頁的《中國之行報告》，匯報他在華調查日本戰(zhàn)爭罪行證據(jù)所得，并隨報告附上了金寶善、伯力士、陳文貴、巴牧師夫婦等人提供的證詞證據(jù)。

　　在報告中薩頓明確指出：“在日本侵華罪行部分最值得調查的罪行如下：……違反國際法在戰(zhàn)場上使用毒氣；通過散播布滿鼠疫菌的各種材料實施細菌戰(zhàn)。”他認為湖南常德案例證據(jù)最為完整。

　　而本次細菌戰(zhàn)資料庫公布的1萬多頁檔案中，就包含著一份1942年12月3日，美國對歐洲的播報文本，題為《中國湖南常德爆發(fā)鼠疫》。文件內容顯示，“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通訊委員會的記錄，中國疫情防治部門的負責人完成了在常德地區(qū)的調查并返回長沙，有充足理由相信常德地區(qū)爆發(fā)的鼠疫是敵人（日軍）采取的行動。鼠疫首次爆發(fā)的時間是1941年11月11日。此前一周日軍空襲的飛機剛在該地區(qū)投下了炸彈，而病菌的潛伏期也是一周的時間。所以，可以認定日軍在實施細菌戰(zhàn)。”

　　然而，美國卻以“鑒于已知現(xiàn)狀，謹建議不嘗試證實日本對華使用細菌武器”的結論，將這些材料束之高閣，但不曾泯滅的證據(jù)豈容無視。

　　雷亮介紹，此后，致力于研究日本侵華罪行的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曾于1993年在日本防衛(wèi)廳防衛(wèi)研究所圖書館發(fā)現(xiàn)日軍侵華戰(zhàn)時日志《井本日志》，其中就包括1941年11月4日日本飛機在湖南常德投放鼠疫跳蚤的記載。

　　“中美日三方證據(jù)形成閉環(huán)，罪行昭昭不容辯駁。”

　　海外征集精準整理形成

　　公開的“密檔”

　　1萬多頁的檔案，絕大多數(shù)來自海外各國的收藏機構。國圖的工作人員遠渡重洋將它們復制回國，以資源庫的形式分享給普通公眾。

　　在海外征集中，“敲門”、吃閉門羹、想辦法再“敲門”，是曲折的征集過程中的“常態(tài)”。

　　檔案征集回來，內容整理和數(shù)據(jù)庫建設又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原始檔案非常零散混亂，需要工作人員像拼圖一樣找出檔案間的關聯(lián)關系，組織起來，形成有序的知識體系。

　　今年9月2日，日本細菌戰(zhàn)資源庫對全社會免費開放，而建設過程總共歷時3年多。除了細菌戰(zhàn)檔案庫，還包括人物索引、地名索引、機構索引、疾病索引、相關報告、伯力審判庭審記錄、相關歷史事件等子庫。

　　怎么才能讓讀者搜索的內容，精準地鏈接到一張張以照片形式呈現(xiàn)的檔案呢？申子超介紹，為了方便讀者按圖索驥查找信息，工作人員將這1萬多頁檔案照片打印出來，反復提煉內容，錄入電腦，這才做出了“索引詞表”，目的就是更好地揭示和利用這批檔案。

　　國家圖書館民國時期文獻保護工作辦公室主任馬靜指出，日本侵華細菌戰(zhàn)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極大傷害，給中國經濟、環(huán)境和人們心理都帶來了巨大破壞和負面影響，帝國主義在中國犯罪的事實不容抹殺。

　　（記者 孫樂琪）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