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 別

　　傅樂煥認為：“只有在中國歷史學家和民族學家的緊密配合下，并吸取考古學和語言學的材料，中國各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的面貌才能被逐漸恢復，一部正確反映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祖國過程的‘中國通史’才能被編寫出來。”他關于民族學與史學、考古學、語言學之關系的這一論述，體現(xiàn)了其成熟的學術觀，他的學術道路的走向，也反映出這一觀點。

　　20世紀40年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后，傅樂煥奔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留學，繼續(xù)深造。1950年，他完成博士論文《捺缽與斡爾魯朵》，獲得博士學位。那時，他即把歷史與民族的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方向。

　　1951年，傅樂煥選擇返回祖國，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將考古學納入自己已有的學術研究中。

　　1952年9月，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和國家民委決定，成立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中央民族大學）研究部，把當時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的一批知名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史學家集中在一起。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主任由原燕京大學代理校長兼教務長、時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長的翁獨健擔任，傅樂煥擔任東北研究室主任，西北研究室、中南研究室、西南研究室、西藏研究室、文物室主任分別由馮家昇、潘光旦、翦伯贊（兼）、林耀華、楊成志擔任。這一批大名鼎鼎的學術專家，極大推動了我國民族識別工作的順利進行。

　　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成立后，民族學工作者參加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進行民族識別。1953年，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組成四個民族調(diào)查組：1.東北、內(nèi)蒙古民族調(diào)查組；2.甘肅、青海民族調(diào)查組；3.湖南湘西土家調(diào)查組；4.廣東省疍民調(diào)查組。

　　傅樂煥是東北、內(nèi)蒙古民族調(diào)查組組長。1953年8月至10月，他與林耀華、王輔仁、陳雪白、阿勇綽克圖等人，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的統(tǒng)一部署下組成調(diào)查組，赴黑龍江省龍江縣、訥河縣，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納(呼倫貝爾)盟海拉爾、布特哈、莫力達瓦等地進行達斡爾民族識別調(diào)查。

　　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傅樂煥等專家通過召集少數(shù)民族人士座談、個別訪談等形式，深入了解當?shù)氐拿褡迳钋闆r，記錄了達斡爾語，搜集整理了少數(shù)民族文獻資料。實地調(diào)查結束后，傅樂煥完成了此次民族識別工作的調(diào)查報告《關于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對于達呼爾的族源問題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tài)度。

　　傅樂煥認為，徹底弄清達斡爾族的族源問題，需要新的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發(fā)現(xiàn)作為支撐，對達呼（斡）爾人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空白有重要填補。在考證史料和史事上，他有著乾嘉學派的優(yōu)長，深入細致地爬梳整理已有史實、資料，對歷史傳說進行細致分析、厘清。

　　1956年4月，達斡爾被確定為單一民族，達斡爾族的識別、認定，成為典型而又取得圓滿成功的例證。這其中，傅樂煥所作的工作不應被世人遺忘。

　　傅樂煥在中央民族學院為學生開設了《民族史概要》《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等課程，民族學、民族史在我國尚屬起步階段，這些課程在當時可資借鑒的資料和經(jīng)驗都非常少。為此，他付出了更大的心力。

　　據(jù)潘光旦日記記載，1962年9月16日，“午前傅樂煥同志來，見示所擬《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教學大綱稿的一部分，囑閱提意見。”9月21日，“傅樂煥同志來，就歷史上之民族關系問題略交換意見。傅樂煥同志來談研究生及本科畢業(yè)同學論文事。”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傅樂煥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期間，將民族學與歷史學研究相結合，在學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培養(yǎng)了不少學生。

　　教學之余，傅樂煥還致力于東北、內(nèi)蒙古地區(qū)的契丹、滿、達斡爾等族歷史的研究，并取得了顯著成果，撰著的論文有《關于清代滿族的幾個問題》《遼史叢考》等，同時，他還主持、編寫《滿族簡史》，為初稿完成了通纂和定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