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被貶惠州是他本人的不幸，但卻是上蒼賜給惠州人民的禮物。”11月23日至25日，在廣東惠州舉行的“2019廣東旅游文化節(jié)暨第十屆(惠州)東坡文化節(jié)”的40多項活動，基本上融入了東坡元素。對此，中國蘇軾硏究學(xué)會常務(wù)理事、廣東省蘇東坡文化研究會名譽(yù)會長、惠州市東坡文化協(xié)會名譽(yù)會長楊子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感慨地講述了自己研究蘇東坡文化的情懷，并掲秘了蘇東坡謫居廣東惠州的“思想轉(zhuǎn)型期”。

　　研究東坡文化，就要學(xué)習(xí)東坡的憫世情懷。楊子怡稱，東坡一生充滿了憫世情懷，從小立志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他在《謝晴祝文》評價自己是“政雖無術(shù)，心則在民”。他對待百姓平等如一，不分等級、賢愚與地域，愛民如子。他主張“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蘇軾《既醉備五福論》)，這就是有道“君子”之所為。作為父母官，他常常把自己看成是民眾中的一部分：“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即使在自己屢受挫折，受到無端迫害的逆境里，他也未改初衷。

　　研究東坡文化，就要學(xué)習(xí)他廉潔剛直的政治品格。楊子怡稱，蘇軾十分注重廉潔自律，在《六事廉為本賦》中對廉潔從政做了全面論述，在名篇《赤壁賦》中說“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在其絕筆《夢中作寄朱行中》里說：“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從不貪圖錢財，不出賣書畫，一概回絕作書畫的請求；不收潤筆費(fèi)，一概回絕作墓志銘者的請求。他秉性剛直，為人坦誠，從不向權(quán)貴低頭，從不肯改變自己為民的本懷。在《思堂記》一文中他曾自稱：“言發(fā)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直陳時弊，敢逆龍鱗，表現(xiàn)出一個古代直臣的耿直本性。即使在貶處惠州也如此。在他所寫《荔枝嘆》中，他指名道姓直指本朝權(quán)貴，揭露他們媚上取寵及窮奢極欲的生活。

　　研究東坡文化，就要學(xué)習(xí)他的幽默與智慧。楊子怡稱，他胸襟澄凈，個性倜儻，處世瀟曠，常善于把痛苦化于幽默之中。比如明明是貶處黃州，他卻說“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自我解嘲，把初貶之苦化入幽默之中。又如，閑居惠州明明是生活困窘到需學(xué)生、友人饋米饋柴，他卻說“白頭蕭散滿霜風(fēng)，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不屑一顧，輕松以對。又再如在海南時明明是處于“食無肉，居無室，病無藥，出無友”的困境中，他卻說“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fēng)。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樂觀豁達(dá)之態(tài)全出。

　　研究東坡文化，就要勤于反省。楊子怡稱，蘇東坡是一個善于反省的人。東坡早年是一個忠君意識很濃的人，寫于25歲時的《秦穆公》詩，就極力為秦穆公以三良為殉進(jìn)行辯護(hù)，認(rèn)為秦穆公是春秋時賢明君主，不可用遺命以三良陪葬：“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但貶惠后對此事有了較深的認(rèn)識，在其《和陶詠三良》一詩中，認(rèn)為三良之死輕如鴻毛：“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看法與以前截然不同，對君主旨意，要看其正確與否才可決定是服從還是違命，不能一味盲從愚忠。這表明東坡在進(jìn)行反省和反思，可見惠州就是他思想的轉(zhuǎn)型期，如學(xué)者所言，他完成了由臣到人的轉(zhuǎn)變。

　　楊子怡表示，東坡是惠州的一張閃亮的名片，要把這張文化名片擦亮，把東坡文化打造成為大灣區(qū)有特色的文化，提升惠州在大灣區(qū)城市乃至全國東坡文化的競爭軟實力。（中新網(wǎng)記者 宋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