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想象力”

　　站在巴金的《隨想錄》手稿前,田磊回想起他中學時代的“手抄記憶”。

　　上世紀80年代初,書出版得少,新書常常買不到。因此不僅作家成稿用手寫,讀者傳閱也靠手寫。

　　從合肥轉學回老家上學的同桌帶來一本巴金的《隨想錄》,田磊翻看起來覺得,“哪一頁都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里的《名人名言》去換,換回來就拿鋼筆抄。常常還沒抄完就被其他同學借走了。

　　班里花三角錢班費買的《解放軍文藝》以最快的速度傳閱遍整個年級。“有的同學來不及看,就在放學后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到校,爬窗進來把書歸還原位。后來我們才知道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國文學也在這時進入中國,走進中國青年的視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傳,聽同學提過一嘴“好看”的《歐也妮·葛朗臺》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國人冬天有什么娛樂?堂兄從巴黎帶來的那件金紐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么穿?歐也妮會像冬妮婭一樣穿著藍白條?；晟绬?還是穿像大扇子一樣的長裙子?”這些田磊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黃色網(wǎng)格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里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學就一遍一遍搜羅能找到的每一家新華書店,看看有沒有新書到了。可最多的答復永遠是“還沒到貨”。

　　這在擁有33萬余種圖書出版規(guī)模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每年出版的圖書是每年一萬四千種左右,拿2017年圖書出版數(shù)據(jù)來看,僅是圖書出版的品種就翻了二十多倍。

　　當今,文化生產(chǎn)和文化供給更加豐富,人們對精神產(chǎn)品的選擇權不斷在擴大。在李敬澤看來,文學地位的這種變化恰好說明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長進和時代的發(fā)展,這不是壞事。

　　從手寫時代進入數(shù)字時代以后,除少數(shù)堅持用筆在紙上創(chuàng)作的賈平凹等作家之外,書寫歷史隨書寫方式的改變,對作家和讀者、對閱讀和寫作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勇看來,從手寫到打字的媒介之變,帶來的是思維方式和內容創(chuàng)作的改變。“由于電腦寫作免除了我們的謄抄之苦,由于光標點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入或刪除,完整的構思已顯得多余,齊全的材料準備也似無必要。我們完全可以想到哪兒寫到哪兒,寫到哪兒再想到哪兒。磚不夠了先上瓦,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復制、粘貼、查找、替換的技術熟練起來,這座房子最后怎么也能把它造得像模像樣。大概我們不會想到,就在這樣一種顛三倒四的‘修建’中,我們的思維開始變得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里,手機閱讀APP里,動輒幾百萬字一部的網(wǎng)絡小說,每天還可被更新一萬字——這也是在手寫時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即使高產(chǎn)如金庸,平均每天寫個千字也不得了了。背倚裝滿書本典籍的聯(lián)排書柜,李敬澤點燃煙斗,“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電腦的出現(xiàn),就不會有網(wǎng)絡文學的產(chǎn)生。你再看我們長篇小說的出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經(jīng)十幾年的總量還多。書寫變得太便利了,這時候我們還能不能保留一種敬重,一種敬畏?”

　　對于可以接觸海量信息的閱讀者來說,越來越多的人有時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富余的困境”——每天可打開百篇難辨真?zhèn)蔚奈恼?卻難以周詳、深入地把某一個問題搞清楚。當面對一本書的時候,許多人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少有從第1頁開始,一行一行邊讀邊批注到第200頁的耐心。

　　走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站在手稿前的人們,在回望手寫時代的同時,似乎也意識到,重返一個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學不再是必需品的今天,不論是睡前把童話寓言讀給孩子的母親,還是逛街時順便逛一逛“西西弗”“言幾又”的年輕人,沒有人拒絕文化與藝術的滋養(yǎng),也沒有人否認文學對于生命、對于人類文明的某種意義。

　　“我們?yōu)槭裁锤阄膶W呢?它不是一種現(xiàn)實的謀生手段。人類的文明在于我們發(fā)明了那些無用的東西。”李敬澤停頓了一會兒,“我記得一本書上有這么一個比喻——如果在河邊,發(fā)現(xiàn)一頭獅子在那兒飲水,有個聲音說,趕緊跑吧。那這可能是一只動物,也可能是一個人。如果有個聲音說,有獅子,我們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那么很難辨別這聲音是人是獸。如果有聲音說,啊,這個獅子真美。于是拿起了一塊石頭,把獅子的模樣刻在了山洞墻上——這才是人類。文明就是想象力,文學就是這種想象力的母體。”（張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