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

1967年2月28日，由三島由紀夫牽頭，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聯(lián)名發(fā)表了一份《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聲明》：

去歲中國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質實為政治革命。自百家爭鳴的時代迄今以來之變遷……作為鄰國之侍弄文筆者，吾等實不忍坐視。

對這種政治革命的現(xiàn)象，吾等斷不至如某些藝術家那樣，持故意保留的態(tài)度。吾等當超越左右任何一種思想立場……而對中國的學問藝術為恢復其本來之自律性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支持。

吾等將學術藝術的原理，看做是與任何形態(tài)、任何類型的政治權力不同范疇的事物，于此再次明確：一切“文學報國”的思想，及與此同質而異形的所謂“政治與文學”理論——亦即最終把學問藝術作為政治權力的道具，凡此種種，吾等一致反對之。

聲明的文本由三島由紀夫起草，一發(fā)表便掀起了軒然大波，激起了“革新派”陣營極大的反彈。藝術批評家針生一郎第一時間在報紙撰文回擊：第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問題并不在藝術對權力的維度上；第二，四位作家如果認為中國缺乏藝術的自由，而日本有的話，這種“傲嬌”也未免過甚；第三，發(fā)表《憂國》、《英靈之聲》等作品、日益滑向本雅明所定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本質”——政治耽美主義的三島，借政治奢談“藝術的自由”，是“滑天下之大稽”。針生斷言，該聲明無疑是三島的“反革命策劃”。果然，“隨著三島和川端的政治耽美主義的進一步暴露，二人相繼自殺”（針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方へ》，昭和四十八年12月15日第一版，朝日新聞社，78頁）。

不惜以政敵的肉體消滅來證明自己政治觀點的正確，彰顯了時代的張力。彼時，擁護“文革”絕對是一種政治正確。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也正處于“政治與文化革命”的“叛亂季節(jié)”，空氣中充滿了“革命”的味道，連高中生都坐不住了：越戰(zhàn)的刺激與“考試地獄”的受害者意識聯(lián)動，生發(fā)了對鄰國“文化大革命”的共鳴。1966年9月6日的《朝日新聞》刊登了一封十六歲高中生的讀者來信。信中寫道：

與我們同世代的中國年輕人，甚至連中學生都在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而竭盡努力，指出他們的社會中的不公正，并痛加批判。這與凈是些完全不關心政治，只熱衷于跳猴子舞（Monkey Dance，1965年流行于日本，舞姿粗俗狂野——筆者注）和成天被考試逼得在功課之外，全無從容可言者的我國相比，年輕人的差距簡直是太大了。雖說紅衛(wèi)兵的行動，也不無可疑之處，但在關心政治這一點上，我們理應多多向他們學習。

當時二十八歲的社會學者田見宗介，曾采訪過不同類型的高中生，了解他們對“文革”和紅衛(wèi)兵的看法（后寫成論文《日本高中生如何看待紅衛(wèi)兵》，發(fā)表于《中央公論》雜志1966年11月號上）。除了那些進入考學塾一門心思準備應考的學生，多數(shù)高中生認為：“更需要紅衛(wèi)兵的是日本”，“至少我所沒有的，日本高中生所沒有的東西他們有”；“我覺得他們很棒，但也令人感到恐懼”。這些學生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大多抱有一種共鳴：中國的青年人正試圖改造一個被大人們弄臟、變得腐朽了的社會。而正是這些調查對象——“文革”初期的高中生，1968年至1969年進入大學，成為“全共斗”運動的主體。東大赤門前大規(guī)?？棺h活動中的最刺目的風景，莫過于與毛澤東的大幅照片一起被高高舉起的“造反有理”標語。這個中國“文革”中的經(jīng)典口號，在一片“斗爭”、“決起”、“粉碎”的標語海洋中，竟全無違和感。他們深信，正在鄰國土地上延燒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同時革命的一環(huán)”。

當然，這些高中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文革”的實態(tài)，是一個問題。事實上，“文革”的動靜雖大，但日本方面捕捉的有效信息著實有限。當時，絕大多數(shù)海外媒體被大陸“清場”，而《朝日新聞》則是奉特許留在中國境內的極少數(shù)“親中派”媒體之一。朝日深諳這一點，也試圖把自身的存在感打到滿格：“文革”初期，廣岡知男社長掛帥，親訪北京?；貒?，發(fā)表了題為《訪問中國之后》（原題為《中國訪問を終えて》，《朝日新聞》1970年4月22日號）的長篇署名文章，并作者的頭像刊登在報紙的頭版（分六次連載）?？蛇@篇彌足珍貴的現(xiàn)場報道不僅未能贏得讀者的認可，反而“差評”如潮——它沒能如實傳達“文革”的慘狀，充其量是一篇“廉價的禮贊”。

但在“一邊倒”的贊美聲中，也不是沒有清醒者。1966年9月，由評論家大宅壯一帶隊，七位當紅的作家、評論家、新聞記者組成的考察組自掏腰包，赴大陸考察。歷時十七天，“走訪了廣州、上海、無錫、南京、天津、北京、武漢等地，與廣州大學、清華大學的學子們交談，還訪問工廠，與工人們交流，采訪解放軍，詳細記錄了紅衛(wèi)兵運動情況”（[日]馬場公彥著，苑崇利、胡亮、楊清淞譯：《戰(zhàn)后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zhàn)敗到中日復交》（上冊），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261頁）。在回國后發(fā)表的《大宅考察組的中共報告》中，大宅壯一——這位出了名的“毒舌”評論家看破了紅衛(wèi)兵被利用的幕后，稱紅衛(wèi)兵運動為“幼齒革命”，暗喻簾子背后操作提線的“大人”。小說家司馬遼太郎起初是“文革”的肯定派，但訪問大陸時，看到紅衛(wèi)兵砸孔子像，深感憂慮，遂轉身成“文革”否定派。

促成日本知識界對“文革”看法的根本性轉變的契機是郭沫若的表態(tài)。1966年4月14日，郭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做自我批評：“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燒掉。”郭有留日背景，在日本名頭甚大，被目為繼魯迅之后，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當然的領袖，且彼時位居中科院院長和文聯(lián)主席等要職，是接見日本文化界訪華團的最高領導人。“大儒”郭老竟然重彈“焚書”論，其壓力可想而知。對此，最先感知并視為“問題”者，是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竹內實。他在同年5月22日的《朝日新聞》上發(fā)表《郭沫若的自我批評與“文化革命”》一文，表達了深深的不安：“雖然不知道郭氏的真正目的，但巨大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對文化人的批判，不知會在何處與傳統(tǒng)思想劃一條嚴密的界限，而這種動向將會阻礙創(chuàng)造。”（同上，252頁）

緊接著，傳來了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消息。而就在半年前，老舍還曾接受NHK的采訪，對日本讀者談老北京文化和中共建政前后北京市民生活的變遷。日人到底還是愛文化，特別是對老北京，內心始終抱有敬畏感。西畫家梅原龍三郎的著名油畫《北京秋天》，經(jīng)過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和奧野信太郎等漢學家的“增幅”，已然定格在東瀛文化人的心中。而老舍，則是老北京如假包換的名片。老舍的“自戕”，令一些持文化保守立場的日本文人產生某種幻滅感?；脺缰?，出離憤怒，于是便有了翌年三島由紀夫等四作家的反“文革”聲明。

對此，以針生一郎為代表的來自“知識左翼”的陰謀論批判，應放在日本六七十年代“保（守）革（新）”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框架中來評價。否則，三島和恩師川端的自殺，就真成“罪有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