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侯馬盟書發(fā)現(xiàn)55周年。山西侯馬晉國古都博物館展出的六件盟書再次吸引公眾目光。一件件小小的玉石片上，字跡已漫漶不清，只留下淡淡紅色。2000多年前，古人用毛筆在上面寫下忠誠與誓言。

　　今年85歲的老文物工作者張守中忘不了初見盟書時的情景。那是1965年冬，他和陶正剛等人為配合侯馬新電廠建設而進行考古發(fā)掘工作。

　　12月9日快中午時，陶正剛拿著出土的盟書興奮地從工地趕回工作站。“我們猶豫要不要生火，不生火怕盟書凍著，生火又怕盟書化了。就這樣，懷著激動又小心謹慎的心情，等待專家來鑒定。”張守中說，“出現(xiàn)古文字就很重要，沒想到還那么多。”

　　聽說新發(fā)現(xiàn)后，身為侯馬考古工作隊隊長、主持發(fā)掘東周晉國遺址的張頷，請假從山西原平趕到侯馬，到發(fā)掘現(xiàn)場察看，又對出土的首批盟書文字仔細辨認，利用短短7天假期撰寫了《侯馬東周遺址發(fā)現(xiàn)晉國朱書文字》的簡報。之后，郭沫若又撰寫了《侯馬盟書試探》。兩篇文章拉開侯馬盟書研究的序幕。

　　然而，1966年特殊時期他們不得不暫停整理研究工作，將出土的盟書封存入庫。

　　這一封就到了1973年。

　　新中國文物事業(yè)的開拓者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向省領導建議開發(fā)山西的文物資源，還特別提到侯馬盟書，認為不能長期積壓，應盡快整理，公布資料，以便學界共同研究。侯馬盟書整理小組隨之成立，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分工合作，分別負責整理研究、寫考古報告、臨摹?？鄳?zhàn)兩年多后，終于完成《侯馬盟書》的編寫任務。

　　侯馬晉國古都博物館的展板上寫道：侯馬盟書最大者長32厘米、寬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長約18厘米、寬不到2厘米、厚僅0.2厘米。玉石片上的文字為毛筆所寫，字跡絕大多數(shù)為朱色，少數(shù)為黑色。

　　“盟書字體小如豆粒，不清晰，再加上數(shù)量多，不好整理。”張守中曾負責臨摹盟書標本，他通過大量書法實踐，總結出侯馬盟書的書法藝術特色為形體古雅、變化繁多，屬大篆體系。“盟書藝術是一片沃土，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耘開發(fā)。”他說。

　　已故的古文字學家張頷當時受命整理研究侯馬盟書。他的兒子張崇寧回憶，由于盟書字跡不清，父親常在100度燈泡下，借助四倍、六倍、八倍的放大鏡看，工作幾個小時到院里休息一下，返回來再看，還把研究結果仔細記錄下來，取名《盟書燃犀錄》。

　　在他們的努力下，一千余件盟書臨摹發(fā)表656件。據(jù)張頷考證，侯馬盟書的主要內容是，主盟人晉國卿大夫趙鞅在索取“衛(wèi)貢五百家”的事件中，為團結宗族、打擊政敵而舉行盟誓活動。這場斗爭拉開了三家分晉的序幕。

　　“雖然主盟人的身份存有爭議，但侯馬盟書最早的記錄還是跟趙鞅有關。”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謝堯亭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告訴記者，春秋時期流行“盟誓”，“盟書”也稱“載書”，一式兩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入水中。一些文獻資料中談到盟誓，但沒有出土實物，侯馬盟書的出土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到底是誰的盟誓？答案仍在探尋。

（來源：新華社 記者王學濤）